向亞軍 余新忠（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不知不覺，新冠肺炎的陰霾已經籠罩人類社會兩年，疫情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學術研究有了別樣的景象，原本象牙塔內方興未艾的醫療史研究驟然進入公眾視野，歷史上的疾病、健康、公共衛生以及生命成為諸多媒體和出版社追逐的熱門議題，也進一步助推了學術界相關研究的深入展開。回望2021年，在學術上良好的既有研究基礎和現實中疫情刺激等因素的作用下，醫療史的研究保持熱度，在學術活動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現出了頗為繁榮的景象。為此，我們根據現實情況，立足學術發展理路，總結出以下關鍵詞，並圍繞這些關鍵詞對今年度的醫療史研究做一盤點。囿於能力與時間，該盤點主要圍繞醫療史研究的主題展開，難免掛一漏萬，歡迎讀者繼續補充。
瘟疫（傳染病）
新冠疫情爆發兩年來，對人類社會及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一時間歷史上的瘟疫成為大眾關註的熱點，瘟疫對於人類社會以及文明進程演進的影響成為人們關心的重要問題。
在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名著《瘟疫與人》（余新忠、畢會成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持續受到學界和社會的關註的同時，《傳染病與人類歷史》（ [美]約書亞·S.盧米斯（Joshua S. Loomis）著，李珂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6月）、《恐慌帝國：傳染病與統治焦慮》（ [英] 白錦文（Robert Peckham）編，何文忠 、 蔡思慧 、鄭文慧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等譯著和國內學者組織編寫的《天行——人類歷史進程中的50場瘟疫》（閔凡祥、張樹劍主編，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11月）陸續出版，這些研究對於人們認識瘟疫對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影響、消除人類社會面對瘟疫的焦慮，多有助益。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作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流行病，與當下的疫情最為相關，故成為疫情以來最受關註的疫病之一，《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英] 凱瑟琳·阿諾德（Catharine Arnold）著，田奧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流感大歷史：一部瘟疫啟示錄》（ [英] 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馬百亮譯，張文宏、王新宇校，格致出版社，2021年1月）、《蒼白的騎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了世界》（[英] 勞拉·斯賓尼（Laura Spinney），祁長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4月）多部有關流感的歷史著述被譯介。其中，張文宏醫生為《流感大歷史：一部瘟疫啟示錄》作序，指出“一部傳染病史，就是人類與微生物相互依存和相互鬥爭史”，提醒讀者從多了解傳染病史，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當下正在流行的傳染病。艾滋病是20世紀末期新出現的疾病，其致病機制以及防治方法長時期未能明確，艾滋病患者除了經受身體上的病痛外，還需要忍受由疾病所引發的“汙名化”的精神折磨。《柏林病人：艾滋病醫療史的轉折》（[美] 娜塔莉亞•霍爾特（Nathalia Holt）著，王年愷、 王羿婷、楊雨樵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年9月）呈現兩位艾滋病人的治療經歷，幫助讀者認識艾滋病，並了解由兩位艾滋病人治療經歷所帶來的醫學發展。
醫學、藥物與衛生
在疫情之下，盡管瘟疫是最容易受到關註的對象，但瘟疫關涉的顯然不只是疾病本身，其必然與醫學、藥物和衛生乃至政治、社會和文化等相關聯，而醫療史研究也有著更豐富的內涵。醫療史除了關註疾病尤其是瘟疫對於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外，人類應對疾病所建立的防護體系及其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文化意涵亦是醫療史尤其是社會文化取向的醫療史所關心的重要內容。
基爾·沃丁頓（Keir Waddington）著、李尚仁譯《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年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11月）綜合近40年有關歐洲16-20世紀醫療社會史研究的豐富成果，揭示醫療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深遠關系，為讀者展現復雜而豐富的歐洲醫療世界。熊秉真《幼醫與幼蒙：近世中國社會的綿延之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是第一本探討中國育嬰史的專著。作者引用大量傳統幼科典籍中的史料記載與古今傳記材料深入展現、剖析了千年來中國家庭在嬰幼兒養育方面的經驗。
江南地區是中國史研究的集中關註地區，亦是國內醫療史研究的縮影。劉鵬《儒學化與地域化：明清溫病學說的建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呈現以吳鞠通為代表的明清溫病醫家構建溫病學說過程中儒學化和地域化的特點。余新忠、李海英主編《明清以來的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江南視域下的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11月）論文集，多角度審視明清時期醫學流變，以及江南的地域屬性。楊奕望《明清江南儒醫的守正與通變》（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年10月）基於對明清兩代18位上海醫家的個案研究，呈現江南文化對於上海醫藥傳承的影響。
藥物是人類治病療疾的重要憑借，作為傳統時期的大宗商品之一，藥材經營與貿易的歷史受到社會經濟史研究者的關註。刁莉、宋思琪《近代漢口的中藥材貿易（1872-1919）》（《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基於海關資料揭示漢口中藥材貿易規模、貿易結構、流通體系以及大宗藥材的變化。
受西方醫療史研究中出現藥物轉向的影響，近年來陸續出現對於藥物的系統研究，學者力圖透過對藥物的分析，呈現藥物與社會、技術等的復雜關系。毒與藥看似對立，但在中古時期毒藥被用於治療疾病。劉焱《以毒為藥：中國中古毒藥史新探索》（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21年）探討醫家、官員、普通人等如何使用有毒物質治療急性疾病、改善生活，揭示“毒”的概念對於中古中國人看待自己的身體和政治的重要性。邊和《藥之為物：明清的本草與知識文化》（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0年）揭示明清時期，醫藥分業、醫藥知識分家的趨勢，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出現的藥物商品化的特征。
Healing with Poisons: Potent Medicines in Medieval China（《以毒為藥：中國中古毒藥史新探索》）
疫情期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公共衛生體制對於疫情防控的作用，及其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由此引發對公共衛生體制自覺的認識和反思。喬治·羅森（George Rosen，1910-1977）《公共衛生史》（黃沛一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展現古希臘羅馬時期至1950年代西方歷史上的公共衛生活動，分析不同時代公共衛生舉措與經濟、政治、社會背景的關系，是為美國公共衛生史領域的奠基之作，該書中譯本出版為讀者系統了解西方公共衛生史提供了參考。
西方公共衛生體制在19世紀以後逐步確立。19世紀末期之前，細菌學說尚未確立其在醫學、公共衛生領域的主導性地位，汙穢、瘴氣致病理論影響人們對於疾病的認識以及公共衛生實踐。法國感覺史巨擘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所著《惡臭與芬芳：感官、衛生與實踐，近代法國氣味的想象與社會空間》（蔡孟貞譯，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年12月）從嗅覺角度揭示出18世紀醫學與科學的進步使得人們開始重視氣味中潛藏的威脅，新興資產階級利用氣味劃分貧富界限，消毒除臭、凈化環境的活動在城市中展開。18世紀資產階級對於潔凈的追求催生第一波近代公共衛生運動。19世紀開始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確立，公共衛生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責，公共衛生部門設置及公共衛生舉措趨向常態化。
西方公共衛生體制與資產階級興起、科學發展、政治理念等息息相關，中國歷史上亦不乏衛生保健的個人和公共經驗。韓雅各（James Henderson）1859年受倫敦會派遣來華，負責上海仁濟醫院的醫務工作。其所著《上海衛生：中國保健之註意事項》（趙婧譯，中華書局，2021年9月）從食物、飲料、運動、衣物、沐浴、排汗、痱子、肝臟、睡眠和熱情等各方面講述19世紀具有地域特色的衛生保健之道，是了解上海城市史、衛生史的重要資料。
隨著中西交流愈加頻繁，19世紀晚期開始，西方衛生知識及公共衛生體制作為現代文明的象征也被引入到中國。其中，“衛生”書籍在晚清的出版、流通與傳播即是表現之一。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 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再版，該書通過系統梳理晚清生理衛生與生殖醫學書籍的出版與傳播情況，探討國人生理衛生觀念、生殖觀念乃至性觀念的變化，以及新型消費文化、閱讀文化的背景中，這些觀念的變化對國人心態的影響和塑造。中西交流中，港口與船舶是國人體驗西方公共衛生檢疫舉措的重要場所，李彬《近代旅外華人對海上衛生檢疫的認知與影響》（《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2期）揭示出國華工、旅外使臣、官紳、留學生等群體對海上檢疫的認識的差異，以及海港和船舶衛生檢疫由西方主導到中國自主檢疫的過程。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在明確病毒可通過近距離接觸、飛沫等方式傳播後，具備防護功效的醫用外科口罩、N95口罩被搶購一空，引發學者對歷史上口罩等醫療器械的源流以及運用的研究。張蒙《“伍氏口罩”的由來》（《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王雨濛《庚戌鼠疫與“伍氏口罩”的誕生——兼及其歷史淵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均聚焦於東北鼠疫中的“伍氏口罩”，考訂其產生過程及其與呼吸器的關系。陳鵬、王璞《衛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國的興起、流行與波折》（《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7期）梳理20世紀初衛生專家在東北鼠疫中將口罩用於防疫實踐，到1929年口罩被納入中央層面的公共衛生防疫制度從而基本實現其社會化普及的過程，揭示口罩運用過程中醫學認知、傳統習慣、國家權力等因素的影響。
生命史學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類社會兩年以來，讓人類意識到生命以及由醫學、藥物、公共衛生舉措等所構成的防護系統的脆弱性，讓人們不得不去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疫情下紛繁復雜的世間百態則讓我們看到，作為集合了豐富的生物、社會文化屬性的復雜綜合體的“生命”和由“生命”組成的社會，絕非單向度或結構式的思維就可以認識和理解的，缺乏聚焦生命的意識，不能以多元視角、跨界思維對生命進行深入細致的探究，無論研究歷史還是理解現實，恐怕都難以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余新忠基於對醫療史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生命史學”概念，將其不僅視為一個具有較大包容性的研究領域，也看作是推動新史學發展的史學理念和方法。他認為，“生命史學”的核心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識，關註生命，在具體的歷史情境和人類生態體系中認識和理解歷史上的生命，發掘生命的追求和活動，呈現生命的生存狀況，並進而立足生命，通過信息解碼，展現時代的風貌以及生態和社會文化的變遷。其新著《追尋生命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結集其十余年來圍繞“關註生命”而展開的研究成果，提出將歷史置於日常生活的情境中，透過生命來探究歷史演進的脈絡，在推進醫療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時，從方法論上推動史學研究的發展。
在疫情期間，馮爾康先生發表文章肯定史學研究中對人的關註，同時指出生命史研究應該堅持“作為生物的一種的人類必須友善地與其他生物共生共存”的法則。在生命史學研究中，將人類置於整個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生命史學由此也是生態環境史。《歷史教學》雜誌自10月設“生命史學”專欄，刊發醫療史，以及與“生命史學”旨趣相近的環境史、生活史等相關領域的論文。同時，中國社會史學會、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以及歷史教學社計劃舉辦“生命史學”系列沙龍，擬邀請社會史、環境史等領域學者共同探討“生命史學”的由來、內涵、理念等，以推進生命史學研究。此外，中華書局、盧德裏奇（Routledge）合作出版“生命醫療史”專題書系，於賡哲教授所著《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中華書局，2021年4月）作為專題書系第一本於4月出版上市，英文版預計於2024年底紙電同步全球發行。
知識史
醫療史研究歷史上的醫學、疾病、健康等問題。長期以來，醫學、疾病的歷史是醫學出身學者所關註的內容，在中國長期作為中醫學研究的一部分，以“內史”或“醫學史”相稱。作為“外史”的“醫療史”研究得以出現和興起，源於歷史學者將醫學、疾病等納入歷史進程之中進行考察的嘗試。醫學史、醫療史學者所面對的研究內容相似，但是其問題意識和出發點存在差異。前者關心醫學本身及其發展，而後者則希望透過醫學、疾病考察人類歷史和社會的演進脈絡。醫學史、醫療史本身具有跨學科的性質，一方面使得醫療史研究者得以穿行於醫史之間，以交叉學科的視野推動相關研究，另一方面學科背景的差異一定程度上又為跨學科交流帶來難度，過度關註醫學社會文化因素的醫療史研究被批評是為“沒有醫學的醫學史”。
如何打破學科間的壁壘，實現內外史之間的融通，知識史或許是可行的路徑。在近期《融通內外：跨學科視野下的中醫知識史研究芻議》的講座中，余新忠對西方知識社會學以及中西方知識史的演進脈絡進行梳理，強調知識的社會情境性、實踐性。知識史研究將回到醫學本身，同時關註醫學知識建構機制中的文化因素，也會思考知識建構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變遷和建構的知識對社會文化的形塑作用，進而主張在醫療史研究中將中國醫學置於歷史脈絡中，呈現其不斷變化和重構的過程。
鄭洪《晚清嶺南鼠疫流行下的中醫知識生產與變革》（《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基於1894年嶺南鼠疫中傳統中醫對疫情的應對考察傳統中醫的知識生產機制，以及面對近代西醫傳入並為社會帶來知識規範化與確定性觀念的背景下，強調“辯證”的中醫知識體系受到公眾質疑並開始嘗試變革。現代語境中的“瘟疫”往往與“急性傳染性疾病”直接對應。高晞《疫病的現代性:從“瘟疫”到“傳染病”的認知嬗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指出從“瘟疫”到“傳染病”的術語轉換呈現疫病認知科學化的過程，及其中不同群體的策略。安洙英《19世紀英國草藥知識的全球化和普遍化——以丹尼爾·漢璧禮的中國草藥研究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使用丹尼爾·漢璧禮的檔案，考察19世紀英國科學家在中國的科研實踐，展現他們命名中國草藥並將其納入全球性、普遍性的科學體系的過程。
跨學科、國際化
在內外史交流和合作基礎上，醫療史研究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趨勢更為明顯。醫療史領域的雜誌《醫療社會史研究》《醫學與文明》以及醫史領域的《中華醫史雜誌》《中醫藥文化》《中醫典籍與文化》等雜誌刊發來自醫學、史學領域的學者的文章。在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下，構建學術交流平臺勢在必行。中國社會史學會在2021年3月決定成立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旨在構建醫療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為該領域學者提供跨學科交流與對話的平臺，提高研究水平，服務社會需求。7月2-4日醫療史專業委員會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舉辦首屆年會，主題為“醫療社會史在中國”，來自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學、醫學等學科的200余名學者參會並就醫療社會史相關論題進行研討。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是國內醫療史領域的第一個專業學會，其成立將為研究者打破學科壁壘、進行跨學科交流與合作提供機會，構建學術共同體，進而推動醫療史研究走向深入。10月15—19日，“敦煌醫學與絲路文化交流學術工作坊”在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舉辦，本次工作坊由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中醫藥文化》中英文刊編輯部聯手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中外關系史料的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共同召集，來自40余所高校、研究機構不同學科的102位專家、學者參會。
“醫療社會史在中國”——中國社會史學會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年會 合影
除了構建交流平臺外，文獻的搜集和整理亦是推進醫療史研究的基礎。經過二十年的發展，醫療史領域的學者開始進行基礎性的文獻整理工作。2020年底出版的閔凡祥《中文醫史研究學術成果索引》（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全面收錄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疾病、健康與醫療問題研究成果，是為學者了解醫療史研究、梳理學術脈絡的重要工具書。余新忠近年來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合作，選編醫療衛生史史料，繼前兩年出版《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匯編》（全30冊，2018年）《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續編》（全30冊，2020年）《近代衛生防疫史料匯編》（全50冊，2020年）外，今年又推出了《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三編》（全30冊）。
疫情阻礙人們面對面的交流，但隨著線上交流互通技術的成熟，人們的交流和互動更為便捷，線上活動成為常態。歐美醫療史自20世紀初建制化之後已經發展成為成熟的領域，並且逐漸融入西方文明史，是為西方史學界的重要分支。2021年以來，國內醫療史研究者多以項目為支撐，以所在的研究機構為依托邀請國內外醫療史專家圍繞相關主題進行系列報告，介紹有關醫療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生態史研究中心、醫療史研究中心侯深、陳昊召集克裏斯多夫·毛赫（Christof Mauch）教授等八位環境史、醫療史領域著名學者，舉辦“另一個寂靜的春天——在新冠時代思考環境與健康”線上系列演講；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冷門絕學“19世紀歐洲學者對中醫西傳的研究”項目負責人高晞教授邀請醫療史研究專家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教授等進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醫學史研究：理論方法與史料系列講座”，探討域外中國醫療史研究的動態與趨勢；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當代重大傳染病防治史研究及數據庫建設”課題負責人張大慶教授組織“北京大學醫學史國際高端學者系列講座”，邀請Mark Harrison教授、蔔麗萍教授進行演講；上海大學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在7-12月陸續舉辦系列講座，邀請哈立德博士（Dr Khalid Tinasti）等學者進行報告。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冷門絕學“19世紀歐洲學者對中醫西傳的研究”項目負責人高晞教授邀請醫療史研究專家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教授等報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醫學史研究”
北京大學醫學史國際高端學者Mark Harrison 系列講座
北京大學醫學史國際高端學者 蔔麗萍教授 系列講座
在國內學者汲取西方成熟的醫療史研究成果時，也積極與國際學術界交流，助推中國的醫療史研究走向世界。中華書局、盧德裏奇（Routledge）合作出版“生命醫療史”專題書系，特邀“中國社會史學會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美國阿爾瑪大學歷史系雷德·諾克斯講席教授蔔麗萍，美國聖心大學助理教授、耶魯大學副研究員魯大偉作為主編，由盧德裏奇翻譯出版中方8種“生命醫療史”代表作，同時選取國際上同類選題的代表作6種直接英文出版。中西方學術界聯手共同推進“生命醫療史”研究。
結語
梳理疫情以來尤其是2021年國內的醫療史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醫療史研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和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南京大學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上海大學馬斯托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陜西師範大學醫學與文明研究院等機構在疫情期間集中開展醫療史研究，新成立的中國社會史學會醫療社會史專業委員會為醫療史研究者提供學術交流的機會，《醫療社會史研究》《醫學與文明》和《中醫藥文化》等專業雜誌為研究者提供發表平臺。醫療史研究中的瘟疫及其應對、公共衛生知識及體制等成為關註焦點，“人類瘟疫史”等一批重大、重點項目獲批立項，學界有計劃地翻譯和出版學術著作、舉辦系列講座等，介紹西方醫學史研究，同時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助推中國醫療史研究走向世界。
正如人類回顧歷史上的瘟疫及應對舉措、希冀獲得面對瘟疫的智慧，醫療史研究者立足當下的學術研究，回顧醫療史過去的發展路徑，則不由地思考醫療史未來的方向。在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及其影響消退之後，醫療史研究將何去何從？這無疑已成為擺在研究者面前的迫切問題。
醫療史領域因疫情影響受到來自多方面的關註，為醫療史研究提供機遇，同時也帶來挑戰。一方面，醫療史領域中內外史學科之間的壁壘、“新瓶裝舊酒”等問題在未來大概會長期存在，如何在構建生命史學、融通內外史方面繼續推進，總結、凝練對學術界有重要推動意義的概念、理念和方法，有待學者的繼續探索。另一方面，醫療史受到來自社會關註的同時，也對醫療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書寫生動但又不失深度的醫學史、疾病史，進而為人類社會提供重新認識醫學以及與疾病共存的思路和啟益，亦將是醫療史研究者未來努力的方向。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