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凱蒂·弗格森
摘編｜張進
《霍金傳：我的宇宙》，作者：（美）凱蒂·弗格森，譯者：張旭，版本：磨鐵｜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霍金在劍橋的第一年可以說是很糟糕了。霍伊爾的研究生招滿了，史蒂芬被調劑到丹尼斯·施瑪名下。施瑪在物理學界的名聲不比霍伊爾—史蒂芬根本就沒聽說過施瑪這個人—但大家知道他是個好導師，非常關心學生。他在劍橋的時間比霍伊爾多很多，因為霍伊爾是國際知名學者，經常去世界各地的天文臺。施瑪和霍伊爾都相信宇宙的“穩態”理論，這個理論是霍伊爾與赫曼·邦迪以及湯姆·古德創立的。
穩態理論承認宇宙在膨脹，但是與大爆炸理論不同，並不要求時間一定要有起點。穩態理論認為，宇宙在膨脹，星系之間的距離在拉大，新的物質會填充星系之間越來越大的空隙，最終形成新的恒星和星系。在過去或未來的任一時刻，宇宙的樣子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穩態理論註定會輸給大爆炸理論，不過有那麼一段時間，它還是有很強的競爭力。
以霍金馬馬虎虎的數學基礎，學習廣義相對論已經有些吃力了。他後來說“我只在聖奧爾本斯學過數學，目前為止夠用了”，但這時他已然覺得不夠用了。他非常後悔聽從父親的建議，沒有在牛津讀數學。施瑪建議他專攻天體物理學，但史蒂芬堅持要研究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開始艱難地自學，勉強撐下去。在倫敦國王學院，赫曼·邦迪開了一門廣義相對論的課，史蒂芬和其他劍橋的研究生經常去聽課。
即使對於數學基礎很好的人，選擇相對論和宇宙學都有些冒險。科學界對宇宙學不太待見，始終持懷疑態度。霍金後來回憶道：“大家都認為宇宙學是偽科學，宇宙學家們年輕時也許還有點用，但是不知怎的就老糊塗了。”宇宙學經常需要推測，但是經常連支持推測的數據都收集不全。施瑪在認識霍金之前兩年，還寫到宇宙學是“爭議性很大的學科，基本沒有公認的學科體系”。
霍金了解這些困難，但是在前沿領域工作、探索無人之境的誘惑是無法抗拒的。宇宙學和廣義相對論“雖然當時不受重視，但是已經可以更進一步了。跟基本粒子不同，那時已經有了成熟的理論，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大家都認為很難理解。能給（愛因斯坦的）場方程找到解就已經很值得開心了，至於這個解有沒有物理上的意義，也沒人關心了”。
霍金也指出，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確很完善，將引力解釋為時空的翹曲，施瑪對宇宙學的觀點是正確的。大爆炸理論和穩態理論，究竟哪個可以準確描述宇宙的歷史？這場爭論依然爭得熱火朝天。宇宙究竟有沒有開端？21世紀的我們回過頭去會發現，1962年，霍金剛進入劍橋讀研究生時，這場爭論居然沒有一點平息的跡象。
霍金沒能跟隨霍伊爾讀博，加上數學基礎不牢，的確造成了一些困難，但對於研一的學生來說也不算什麼。他在廣義相對論的道路上艱難跋涉，同時自己盡力摸索數學理論，試圖理解相對論。然而，從1962年的秋天起，另一個罕見又無情的問題困擾著他，很可能讓他的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他在牛津讀大三時發現自己變得笨手笨腳，來到劍橋後更加嚴重了。他在劍橋的第一個學期，連系鞋帶都困難，有時話也說不清楚。他口齒越來越含糊，第一次見他的人還以為他有語言障礙。
在劍橋讀完第一個學期，他回到聖奧爾本斯的家過聖誕節時，他身體上的問題已經瞞不過父母了。弗蘭克帶著兒子去見了家庭醫生，醫生推薦了一名專家，他們預約節後去看專家。
1965年，23歲的霍金獲得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
1963年1月，史蒂芬·霍金過完21歲生日之後，不得不去倫敦的聖巴塞洛繆醫院做檢查，沒法回校開始春季學期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他的妹妹瑪麗追隨父親的腳步學了醫，當時正在“聖巴醫院”實習。史蒂芬不想要父母安排的單人病房，因為他有“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在醫院，專家提取了他手臂肌肉的樣本，在他身上插入電極，還給他的脊椎註射不透輻射的液體，然後讓他躺在床上，在X光下讓床前後傾斜，觀察液體在他身體裏的運動。兩周之後，史蒂芬出院了，醫生含糊地說他的病“很不常見”，並不是多發性硬化癥。醫生建議他回劍橋繼續讀博。史蒂芬後來在個人回憶錄裏寫道：“我覺得，他們認為病情會繼續惡化，卻無能為力，只能讓我吃維生素。我知道他們沒指望維生素起什麼作用。我不想再問什麼細節，因為情況顯然很糟糕。”
直到史蒂芬跟伊索貝爾去滑冰，摔倒了卻站不起來之後，她才意識到兒子的病情有多嚴重。費了好大勁離開冰場之後，她把史蒂芬帶到一家咖啡廳，逼他說出身體上的問題以及醫生的診斷。她堅持要親自跟醫生交流，但她得到的結果依然十分不樂觀。
史蒂芬·霍金的病—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ALS），十分罕見，當時沒有治療方法，在英國被稱作運動神經元病，在美國叫作盧伽雷病。ALS會讓脊髓和大腦內控制隨意肌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衰變。早期癥狀通常是身體虛弱，雙手顫抖，有時會出現口齒不清和吞咽困難。隨著神經細胞的衰變，這些細胞控制的肌肉也會萎縮。最終，身體的所有隨意肌都會萎縮。雖然除了史蒂芬，其他患上此病的人也有活了幾十年的，但絕大多數病人都會在患病兩三年後，因呼吸肌萎縮導致的肺炎或窒息而死。ALS不會影響心臟、排泄和性器官的非隨意肌，大腦也能夠一直保持清醒。對有些人來說這一點是優勢，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噩夢。晚期的病人經常需要註射嗎啡，並不是為了止痛—因為這個病一點也不痛—而是控制恐慌和抑郁。
霍金的一切都改變了。他一如既往地“輕描淡寫”，說自己當時的反應是“意識到我得了絕癥，可能只有幾年的壽命，還是有點吃驚的。我怎麼會遇上這樣的事？為什麼會突遭橫禍？不過我在醫院的時候，看到對床那個不太熟的男孩死於白血病，他的樣子有點慘。顯然還有比我情況更糟的人，至少我還沒感覺自己病了。我一有惋惜自己的念頭，就會想起那個男孩”。
不過，霍金一開始還是陷入了抑郁。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會變成什麼樣，病情惡化速度有多快，或者惡化之後是什麼樣。醫生建議他繼續讀博，但他的博士生涯本就不順利。這一點對他的打擊幾乎像病情一樣嚴重。如果他活不到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那天，讀博又有什麼意義，不過是在身體逐漸死去的過程中，給大腦找點事做罷了。他在三一學堂的宿舍裏難受得閉門不出，不過後來他堅稱：
“雜誌裏對我酗酒的報道是誇大其詞了。我覺得自己很悲傷，聽起了瓦格納的樂曲。
“我當時做的夢也讓我很不安。在確診前，我覺得生活很無聊，好像沒什麼值得做的事。但是出院之後不久，我就夢見自己上了刑場。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能獲緩刑，那麼我還有許多值得做的事。我還做了好幾次犧牲自己拯救他人的夢。如果我無論如何都要死，還不如先做點好事。”
弗蘭克動用了他在醫學界所有的關系。他聯系了所有研究類似疾病的專家，但都一無所獲。史蒂芬的醫生希望他的病情能夠穩定下來，然而他的病情飛速惡化。不久之後，醫生就通知他們史蒂芬大概只有兩年的壽命了。這時，弗蘭克找到施瑪，請他幫助史蒂芬提前完成博士論文。施瑪了解史蒂芬的潛力，即使知道他命不久矣，依然不同意破例，拒絕了他父親。
史蒂芬在論文上仍舊沒什麼進展，他在三一學堂結識的新朋友羅伯特·多諾萬在生活上幫了他很多。1963年秋天，多諾萬搬到劍橋的亞當斯路1號，霍金在那裏已經住了1年。多諾萬到的時候，房子裏空無一人，後來發現霍金在後院練槌球，還邀請他進屋喝茶。在這所後來被羅賓遜學院拆除的老房子裏，兩個人結下了一輩子的友情。他們每天晚上都一起穿過柏瑞爾路，從格蘭特旅社橋跨過卡姆河去學院吃晚飯，再散步回去。“史蒂芬是我認識的最有趣的人，”多諾萬說，“雖然我一開始以為劍橋的人都這樣。”霍金當時走起路來已經“起伏不定”，他們常走的路又很不平。多諾萬覺得霍金隨時有可能摔倒，要做好準備扶住他，又不能表現得太刻意。霍金沒有多說自己的病情，只說是免疫系統攻擊神經系統引起的。
多諾萬是化學專業的，他給霍金講了自己的研究之後，霍金提出的問題深入又有見地，讓他對化學的理解也更透徹了。多諾萬有哪一點沒有解釋清楚，史蒂芬一定要他再試一次。他們一起走路時，“會有人擦肩而過，跟史蒂芬打招呼，但我們不會停下。我們就一直聊著天，繼續趕路”。他們晚上一起出去散步的第一年，經常會聽著瓦格納的樂曲，聊到淩晨兩三點。
一年之後，多諾萬結婚了。史蒂芬對一切都了解得非常透徹，多諾萬還聽取了史蒂芬的建議，在劍橋郊外的科頓買了一套房子。他在切斯特舉行的婚禮上，霍金和另一個朋友還追著新婚夫婦的車跑。新郎和新娘跑掉之後，走到了一所裝點著彩旗的房子，房前還掛著“新婚宴爾”的標語。這些都是霍金的功勞，他“總是喜歡找樂子”。
霍金的病確診後兩年，病情惡化的速度有所緩解。“我沒死。盡管我知道自己的前景黯淡，但我居然比過去更會享受生活了。”他不得不拄拐，但他的病情並沒有那麼嚴重。殘疾和死亡雖然還是不可避免，但終歸推遲了一些。既然霍金還能多活一陣子，施瑪就建議他完成論文。霍金得到了緩刑，雖然只是暫時的、不確定的，但生命還是寶貴的，還有很多值得霍金花時間的人和事，其中就包括簡·王爾德。
1963年1月，就在霍金入院檢查之前，巴塞爾·金和妹妹戴安娜在聖奧爾本斯辦了一場新年派對。霍金在那裏遇到了戴安娜的朋友簡，她當時即將從聖奧爾本斯高中畢業，秋天就要去倫敦大學的韋斯特菲爾德學院學習語言。簡後來描述在派對上看到史蒂芬時的樣子：“身材瘦削，在角落裏靠著墻，背對著燈光。說話的同時，修長的手指一同做著手勢，頭發垂下來蓋住了眼鏡，穿著滿是灰塵的黑色天鵝絨西裝上衣，配紅色天鵝絨領結。”
史蒂芬把在牛津的口試經歷（就是他拿到一等學位的那次）稍微修飾了一下，給他一個從牛津過來的朋友和簡講了一遍，比如他讓考官們給他一等學位，讓他以“友校間諜”的身份去了劍橋。簡覺得這個頭發淩亂的博士生真的很聰明，但又很古怪、很傲慢，也很有趣，簡非常喜歡他自嘲的聰明勁兒。他說自己學的是宇宙學，但她並不知道宇宙學是什麼意思。
史蒂芬和簡在派對上交換了姓名和聯系方式，幾天之後的1月8日，簡就收到了生日派對的邀請—史蒂芬的21歲生日。這是簡第一次接觸住在聖奧爾本斯山邊道14號上古怪的霍金一家人。雖然她在聖奧爾本斯見過多數家庭成員，但她還是覺得自己在史蒂芬的家人和朋友面前顯得過於單純，整晚基本都待在爐火邊，跟坐在她膝蓋上的愛德華—史蒂芬的弟弟一起取暖。那天晚上，史蒂芬也不太順心。他身體上的問題藏不住了，他連倒杯酒都困難。
大約一個月之後，簡無意間聽到戴安娜和朋友在討論史蒂芬確診的病情，他得了“某種很嚴重，會讓人癱瘓的絕癥……有點像多發性硬化癥，但又不是。他們認為史蒂芬只剩幾年的壽命了”。戴安娜的哥哥巴塞爾之前去醫院探望過史蒂芬。
一周之後，簡居然在聖奧爾本斯的火車站臺偶遇了史蒂芬，跟之前的樣子差不多，只是著裝更傳統，發型更精神了。他們都在等去倫敦的火車。一路上，他們坐在一起聊天。簡說到為史蒂芬住院惋惜的時候，史蒂芬皺起了鼻子，什麼都沒說，於是她換了話題。史蒂芬問她願不願意趁他周末從劍橋回家的時候，跟自己去劇院，她答應了。
他們的第一次約會是去倫敦看戲劇，還共進了晚餐。那晚他們花了太多錢，坐公交去火車站的路上，史蒂芬才意識到自己沒錢了—當時還沒有ATM。雖然史蒂芬給簡安排的第一次約會很奢侈，但最後不得不問簡能不能付公交的錢。簡在手包裏翻了好久，才發現錢包不見了，於是兩個人開始了第一次“冒險之旅”。趁沒人問他們要錢時，他們溜下公交，回到已經關門的老維克劇院，從舞臺的側門溜了進去。他們在座位底下找到了簡的錢包，正以為一切順利時，燈突然全滅掉了。史蒂芬牽起簡的手，兩個人摸索著穿過舞臺，然後走出舞臺側門，史蒂芬自信地在前面走，簡跟在他後面，“悄悄地仰慕著他”。
史蒂芬絕對不是那種出去約會只知道吃比薩、看電影的人，他第二次約簡出去，就是去三一學堂參加“五月舞會”。去倫敦看戲劇、共進晚餐，再參加劍橋的五月舞會，這絕對是每個姑娘夢寐以求的約會。
6月，史蒂芬帶簡去劍橋時，他的病情還是讓簡吃了一驚。她擔心這個“瘦削、弱不禁風又有些跛腳、好像在用方向盤撐著自己的人”能不能把車開到劍橋。一路上的確“險象環生”，但並非因為史蒂芬的腿腳不靈便，而是因為他在路上魯莽地飆車。到地方後，簡發誓回家時一定要坐火車，不能再坐他的車了。
雖然跟三一學院和聖約翰學院比起來，三一學堂還是有些小，但這裏的五月舞會依然魔力十足。草坪和花海到了卡姆河和後花園邊上逐漸稀疏，點起了浪漫的燈光，著正裝的大家都比平時更美、更帥。校園內各處的音樂均不相同，迎合著不同品位的人。一間墻上嵌滿木板的房間有一支管弦四重奏。學堂裏有卡巴萊，有爵士樂隊，有牙買加鋼鼓樂隊。浴缸裏裝滿香檳供大家喝，還有豪華的自助餐。活動一直持續到淩晨，並且供應早餐，第二天還可以乘篷船。史蒂芬和朋友前一秒還在為什麼知識爭得不可開交，下一秒他的朋友們就非常紳士地照顧他不太方便的腿腳。簡一開始有些摸不著頭腦，後來就對他們刮目相看了。讓簡失望的是，舞會結束後史蒂芬不同意她坐火車回家，所以她到家時仍驚魂未定，甚至還有點惡心，下車後就把史蒂芬扔在車上，溜進了家門。簡的母親堅持讓她邀請史蒂芬進來喝杯茶。雖然兩次約會都很浪漫，霍金也覺得簡是個“很好的姑娘”，可兩人之間還沒產生火花，也正是這時，德裏克·波尼發現他的老朋友突然對約翰·鄧恩的詩產生了興趣，都是很美、很直白的情詩。
簡後來又和史蒂芬以及雙方的家人見了幾面，然後因為去韋斯特菲爾德讀語言的需要，她夏天去了西班牙。回國後，史蒂芬已經去了劍橋，她也很快離開聖奧爾本斯，開始在倫敦的生活，攻讀學位。直到那年的11月，她才有了史蒂芬的消息。史蒂芬當時去倫敦看牙醫，邀請簡去華萊士典藏博物館（展示藝術、家居、陶瓷、武器和盔甲的博物館），順便共進晚餐，然後去看瓦格納的歌劇《飛翔的荷蘭人》。約會時，史蒂芬在下攝政街上摔了一跤。簡扶他站了起來，發現他的步伐越來越不穩，但是想法卻越來越執拗。當時是肯尼迪遇刺後不久，他還表達了自己不滿肯尼迪對古巴導彈危機的處理。
那年春天，史蒂芬經常去倫敦參加講座或看牙醫，而且好像總是能拿到歌劇的票。簡周末也經常去劍橋見他。這時她毫無疑問已經“愛上了史蒂芬，愛上了他奇怪的幽默感。他眼中的光有神奇的吸引力”，但她不想只跟他談一會兒戀愛。可惜在史蒂芬身上只能看到那麼遠的未來，他們共度的周末也不算開心，簡經常流著淚回到倫敦。
當時的一個問題在於，史蒂芬雖然對絕大多數事物都很健談，卻不願意說起自己的病，或是分享自己對此的感受。雖然有時簡覺得有點困擾，但她也沒有要求史蒂芬說。後來她才意識到，拒絕溝通為後來他們的關系破裂埋下了伏筆。
深冬的一天，史蒂芬去哈利街看過醫生後見到了簡。她問史蒂芬情況如何，“他做了個鬼臉”，告訴她，醫生說“不用來了，我也無能為力”，然後就不說話了。
簡在韋斯特菲爾德的第一年，經歷了對自己信仰的質疑。本來這樣一個有魅力又聰明，甚至能讓簡覺得自己像個“笨拙的少女”的小夥子，應該很容易讓簡變為不可知論者，甚至無神論者。但簡堅持了童年時母親灌輸給她的、對上帝的信仰，也堅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她認為“如果想讓當前的狀態有所改善，就要對兩個人都保持足夠的信任”。史蒂芬雖然從來不信上帝，但還是很欽佩她的熱情和樂觀，慢慢地也被她這種情感所感染。
然而並不是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盡管冬天他們的關系發展得很好，但是簡在1964年春天去西班牙待了一個學期，寫給史蒂芬的信卻沒有回音。那年夏天，她要和家人一起遊歐洲，出發之前她還要在聖奧爾本斯待上一陣子，她發現那時的史蒂芬憂郁又悲觀，大聲放著瓦格納的樂曲，一點也不想改一改他吊兒郎當和沮喪的態度，好像還打定主意要疏遠她。後來簡接受采訪時說：“他當時真的很可憐。我覺得他可能已經失去了活下去的意願，他很煩惱。”那年夏天，他們基本沒有見面。史蒂芬和妹妹費麗帕去了拜魯特，看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巡演，再從那裏出發，穿過冷戰的鐵幕，到達布拉格。
簡和家人的歐洲行接近尾聲時，她在威尼斯的酒店收到了史蒂芬寄來的明信片。史蒂芬能給她寄明信片已經很難得了，內容居然還很向上，包含了許多信息。明信片上是能俯瞰奧地利薩爾茨堡全城的要塞，史蒂芬在寄言裏感慨著薩爾茨堡的音樂節，還有拜魯特和布拉格。簡帶著這張明信片，在浪漫的氛圍中遊歷了威尼斯，她控制不住自己回到英國和史蒂芬重聚的迫切期望。
當簡回到聖奧爾本斯時，她發現史蒂芬比夏天時精神好了很多，雖然在德國坐火車時不小心磕掉了一顆門牙—可惜了他在倫敦看那麼多次牙醫。他的身體狀況也有所穩定，他有勇氣展望未來了。
秋季學期開始時，劍橋秋雨連綿，史蒂芬向簡求婚，簡答應了。“我想為自己的存在尋找目標，”她說，“我在照顧他這件事上找到了。但我們當時在談戀愛，然後結了婚，我好像也沒的選。我只是決定了自己要做什麼，然後做到了。”他們二人意識到，“我們可以一起創造些讓生活更有意義的事”。
對史蒂芬來說，簡答應求婚“意味著一切”。“訂婚這件事改變了我的生活，給了我生活的目標，讓我堅定了活下去的決心。沒有簡給我的幫助，我沒有走下去的能力，也沒有走下去的意誌。”
霍金與第一任妻子簡
簡的父親認可了他們的婚姻，條件是簡一定要完成學業，而且不能接受無理的要求。弗蘭克建議，考慮到史蒂芬的預期壽命沒有幾年了，他們得趕快要個孩子。他以醫學專家的身份保證，史蒂芬的疾病不會遺傳。
他們的婚姻有一個阻礙必須馬上處理，就是韋斯特菲爾德學院不允許在校本科生結婚。考慮到簡的未婚夫可能活不到她畢業的那天，學院破了例。不過學院還是要求簡搬出校園，在倫敦自行解決住宿問題。她在倫敦的住所度過周一到周五，周末去劍橋陪史蒂芬。史蒂芬也得搬出校園，尋找新的住所。
霍金天生的樂觀又回來了，他找到了用市話的價格打倫敦長途的方法，他們經常在電話裏長談，“我們聊到未來的工作、住所、婚禮事宜，還有第一次美國之行……婚禮之後10天就出發，在這些事面前，我的病情不過是一點小麻煩而已”。
霍金的研究終於有了進展。他覺得自己無比幸運，因為他的病雖然會讓身體癱瘓，卻不會影響大腦。理論物理的研究工作幾乎全部要在他腦海中完成了，這也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不會被身體殘疾嚴重影響的工作。
霍金的態度聽起來很勇敢，不過聽到別人這樣說自己，他還是會有些尷尬。如果他完全出於自願選擇了這條路，那才叫勇敢，並且需要很強大的意誌堅持，然而事實並非這樣。他只有一條路可選。他的說法是：“人要成熟起來才能意識到，生活是不公平的。你只能在自己所處的情境下，盡自己的全力。”他在1964年是這樣，後面的半生也是這樣，對自己的身體問題越少提越好。如果這本書只談他的科研成就，完全不提他達到這樣的成就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他肯定會欣然接受。關於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的殘疾一點也不重要。叫他“病人”是不準確的。健康不僅包括身體健康，還包括心理健康。這樣衡量的話，他多數時候應該都是最健康的人了。他通過自己的作品以及其他人撰寫的關於他的作品，將這一點說得明明白白。如果你跟他相處過，你的體會會更甚。霍金的形象就是這樣，雖然他警告大家“不要完全相信文字”，但這個形象卻是千真萬確的。
與此同時，如果沒有工作，史蒂芬就沒法結婚，而沒有博士學位，他找不到工作。他開始尋找博士論文的靈感。
挑戰未來
雖然自1963年冬天病情確診以來，霍金的生活一直不得安寧，但他對宇宙學的興趣卻一點也沒受到惡化的病情或是和簡的感情影響。他應用數學及理論物理系（通常稱為DAMTP）的辦公室，就在傑揚·納裏卡的隔壁—霍金入學劍橋那年夏天共事的研究生。納裏卡是霍伊爾的學生，與霍伊爾一起嘗試根據當時與廣義相對論有衝突的觀測數據，適當修改廣義相對論，以調和相對論和穩態模型。這個挑戰激起了霍金的好奇心。
1964年6月，霍伊爾和納裏卡的論文發表前，霍伊爾在倫敦的英國皇家科學院做了一場相關的講座，霍金也參加了。到問答環節時，霍金借助拐杖舉起了一只腳，質疑霍伊爾的一項結果。霍伊爾很吃驚，問霍金怎麼能判斷結果的對錯。霍金說是“自己算出來的”。霍伊爾和觀眾都不知道，霍金之前跟納裏卡討論過很多次，也做過計算，還以為他是當場在腦子裏“算出來的”。觀眾對他很欽佩，霍伊爾卻對他很惱火。令人驚訝的是，霍金和納裏卡還是朋友。就這樣，他聰明又隨性的名聲傳了出去，他對膨脹宇宙相關的計算結果以及推測結論也產生了興趣。
霍金了解到，英國有位數學家及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研究恒星的核燃料耗盡後，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坍縮會出現什麼情況。彭羅斯的理論是建立在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和約翰·A.惠勒等物理學家的研究成果上。他的理論認為，如果坍縮發生時不是絕對的平滑、對稱，恒星會最終坍縮成為一個點，質量無窮大，引起的時空翹曲也有無窮大的曲率，成為黑洞中心的一個奇點。
霍金從這個理論出發，逆時間軸而行，想象一個質量無窮大、引起無窮大時空翹曲的點—奇點—向外爆炸並且持續膨脹。他認為宇宙就是這樣誕生的。最初，時空都蜷縮在一個微小、沒有維度的點，然後發生大爆炸，並繼續膨脹，直到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宇宙。宇宙會不會是這樣誕生的？宇宙一定是這樣誕生的嗎？在這樣的條件下，彭羅斯關於黑洞的理論不一定還能站住腳，但是霍金（引用了查爾斯·米斯納和布蘭登·卡特的研究成果）發現了新的數學工具，推導出了自己想要的結果，得出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確表明存在宇宙大爆炸這類奇點的結論。
由此，霍金踏上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知識之旅。他說：“我這輩子第一次努力。我驚訝地發現自己還挺喜歡。也許叫努力並不合適。”
年輕時的霍金
1965年
1965年冬天，霍金申請了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研究員獎學金。簡當時還住在倫敦，在韋斯特菲爾德學院攻讀學位，她周末到劍橋之後，霍金說：“我還希望簡能幫我把申請材料打出來，但是她傷了胳膊，打著石膏。說實話，我並沒有特別同情她。不過她傷的是左臂，她還能聽我口述，寫在紙上，再找人打出來。”
簡的胳膊並不是史蒂芬申請獎學金的最大障礙。他還需要找兩個推薦人。丹尼斯·施瑪建議他找赫曼·邦迪。史蒂芬之前參加過邦迪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廣義相對論課程，但跟他不太熟。“我跟他見過幾次面，還交流過我寫給皇家科學院的一篇論文。有次，他在劍橋做完講座之後，我問了他（能否做我的推薦人）。他不置可否地看著我，然後答應了。顯然他不記得我，因為學院要他提供推薦信時，他說沒聽說過我”，這很可能毀了史蒂芬的申請。因為現在申請研究員獎學金的人非常多，這樣的事確實會有影響，但史蒂芬是幸運的。“當時平靜得多。學院給我寫信，告訴我他們聯系推薦人的結果。我的導師聯系了邦迪，順便幫他回憶了一下，然後邦迪給我寫了封有些過分贊美我的推薦信。總之我申請成功了。”
1965年春天，史蒂芬的研究生涯又傳來了好消息，他在私人舉辦的“引力獎”競賽中獲得了“優秀獎”。如果他沒錯過交稿的截止日期，應該不只是“優秀獎”，不過100鎊的獎金對他即將到來的婚禮也能有所幫助。同時，倫敦舉辦了一場討論廣義相對論和引力的國際論壇，史蒂芬第一次參加這種論壇，他遇見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基普·索恩。索恩的博士學位是在普林斯頓拿到的。看到這個拄著拐杖，有些搖搖晃晃，說話還有點口吃的小夥子把羅傑·彭羅斯對廣義相對論的研究稍做改動，應用到對宇宙結構和歷史的研究上，索恩很是欽佩。他們在論壇的茶水間裏暢談，就此展開了一段終生的友誼。索恩是霍金的朋友中為數不多，甚至可能是唯一一個聽霍金坦誠地討論過自己不太樂觀的未來的人。
1965年7月14日，史蒂芬·霍金和簡·王爾德舉行了世俗婚禮，第二天在三一學堂的禮拜堂舉行了宗教婚禮。婚禮的照片上，霍金用一柄傘當拐杖。作為霍金的伴郎，羅伯特·多諾萬並沒有像霍金在自己的婚禮上那樣搞惡作劇或者追著新婚夫婦跑，抑或為他們裝飾一座房子。
理論物理充滿了悖論，而一位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因為一場本來會打擊、毀滅自己的悲劇，燃起了對生活的熱情，他科研生涯的輝煌，又是為了找工作、結婚，一定要給博士論文找一個題目而開始的，這些看來似乎也沒什麼不妥。霍金簡明扼要地總結：雖然我聽著瓦格納的歌劇，把自己想象成悲情英雄，還做了許多夢，經過一年，或者更久的抑郁……但是之後“我變得無比快樂”。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