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一個雪夜，33歲的真雲青獨自一人從舒蘭鄉下來到吉林市，住進了孫世清經營的“2元女子宿舍”。
隨後的20年中，這間宿舍的床位價格從2元變成5元，但它始終在這座城市中，庇護著那些看不見的人群。
文 | 楊宙
編輯 | 金石
逃離
吉林省吉林市火車站附近，相距不到一公裏的路上，時間被分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屬於星巴克，大型商場的，到了夜裏還有燒烤小販；一個是屬於吉林市舊勞務市場的，冬日裏每天三四點過後，這裏就已經結束了一天的時間，早早安靜了下來，如同一片失落的角落掩藏在光亮的城市裏。
5元宿舍就在這片暗淡的角落之中，營業二十幾年，它的標誌沒有變過，窗臺上掛著一個牌子，“男女宿舍，五元”。走在冬天這個冷清的勞務市場附近，很容易擡頭發現它。
真雲青是一個個子矮矮的女人，大約20年前，她在一個朋友的帶領下住進了這家旅店——從過去的兩元到現在的五元，房費按日結算。那年，真雲青33歲。
當時的宿舍，用真雲青的話來說，“埋汰”。兩個房間，分別擺放上了四五個鐵架床，放上被子枕頭，就算是旅店了。時間長了，屋子裏到處黑糊糊的，空氣裏掖著悶悶的氣味。住客們前來入住也不需要打招呼，背著包走到空床位住下即是了。
雖說招牌上寫著“男女宿舍”，但住進來的，大多都是女性，那些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從家裏逃出來的女性。
▲ 圖 / 《女子宿舍》
真雲青也是“逃”出來的。她原本是吉林舒蘭鄉下的一個普通婦女，住在公婆家，每年與丈夫從吉林到黑龍江打工，有一個女兒。比起宿舍裏其他曾經被家暴的離婚女人，真雲青與丈夫從未發生過劇烈的爭執。但20年前的一個下雪天，她把鑰匙放在桌上，衣服晾在炕上，什麼都沒帶，“手往大衣兜裏一揣就走了。”
問她逃離的原因，頭幾次她總是輕描淡寫地說兩口子“不對付”，就離了。後來她鑿開了一點自己的過往：有一回家裏賣豬，7頭豬準備賣四千塊，丈夫問都沒問，兩千三賣了，她心痛，並且對丈夫的呆滯感到生氣。
最嚴重的一次，是真雲青生頭一胎。孩子胎死腹中，她的身體也遭受了巨大的創傷。可坐月子時，丈夫天天出門打麻將，婆婆則嫌她不幹活，對她說，“我一輩子養活五六個孩子，什麼都幹，沒耽誤幹活”——沒有確切而具體的理由，逃離的念想是一點一點累積的。
此後將近20年的時間裏，除了外出打工、秋收和過年時回娘家，大部分時候，屬於真雲青的“家”，就是這間宿舍裏的一個床位。
起初，真雲青的丈夫不同意離婚，除非她把過去蓋房子共同欠下的兩萬多塊還上一半，否則女兒就不給她，也不辦離婚手續。為了接回女兒，拿到那張離婚協議書，真雲青一個人從舒蘭鄉下來到吉林市打工掙錢。
20年前住進宿舍的第一晚，感受是怎樣的？我以為真雲青會說起旅店裏埋汰的條件，硬邦邦的鐵架床，或者是同時與多位陌生人共處一室的恐懼或不適。
但她的回答是，“心裏都是孩子啊。”她走的那一年，女兒7歲，按她的說法，在東北，農村人夜裏都摟著孩子睡，因為屋裏冷，“你把孩子擱一邊，孩子多冷啊。”往後的20年，她懷裏再沒摟過孩子。
離家兩年後，丈夫終於同意離婚。她非常清楚地記得，是一個下午，她終於領到了那張離婚協議書。問她為什麼要凈身出戶、打工還錢，有沒有這張紙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能一樣嗎？”真雲青說，“今天跟明天不一樣，上午跟下午都不一樣了。下午就徹底跟他分開，我就是一個人了。”
▲ 5元宿舍所在的街上。圖 / 楊宙
循環
據真雲青回憶，20年前那會兒，在勞務市場附近，有不少這樣的“2元宿舍”。
20年前的2元，現在的5元——如果你從最低生活成本的角度去理解，這幾乎就是一個人在這座城市打工，所能承擔的最小住宿開支，在天津的郊區，這個成本是10塊錢，因此在那裏有許多十元宿舍。
但很多人住進來之後，便很難再從這張每晚價值5元的床鋪搬走。
在吉林，打工掙錢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春夏，入冬之後就很少有活幹了。剛開始打工的那段時間，真雲青大多會在春夏之間去幹保潔、餐館洗盤子等，多的時候一天能掙個100多塊。但每次存好一筆錢，就要拿來還債，後來好不容易還完了，她把女兒接走，放在了母親家養，自己繼續在外面打工。
她繼續以最低的成本活著。住五塊錢一晚的床位，一天只吃一頓，饅頭蘸醬油，兩塊錢，一天的成本總共是七塊錢。債也還清了，她似乎可以存錢了。可從39歲開始，身體卻又開始出問題了——冠心病、腔梗、糖尿病……看起病來，抽血化驗、拍片檢查，她賺來的錢又貼在裏面了。現在，真雲青53歲，她說她的頭連梳都不能梳，一梳就疼，“裏面堵住了。”
20年的時間，真雲青的人生就像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循環之中：掙錢—生存—得病—花錢—掙錢，好容易填好了一個窟窿，下一個更大的窟窿又出現了，而她，也始終無法離開這間5元宿舍。
住在同一個空間裏的女性們，似乎也都陷入了同一種時間困局裏。比如唐姐。
那兩天她剛剛“上戶”，到一個老太太家當保姆，因為疫情，戶主不讓她出門，聯系她只能通過電話，她也隨著老太太的時間，每晚八九點就睡了。
通話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年復一年，她的人生似乎沒有可以停歇下來的時候。前幾年，她50多歲的丈夫得病了，割不了苞米，“割著割著就倒地裏去了”。少了勞動力，又增加了一大筆吃藥住院的開銷，唐姐不得不在農閑時離開農村，來到勞務市場找工作。
一年到頭，她留在家裏的時間只有春夏之交的那兩個月。那些日子，每天淩晨一點多，她就得爬起來，帶著頭燈割苞米，天亮了，吃完早飯再幹到晌午，然後下午一直幹到天黑。以這樣的強度一直幹到收割完畢後，她最多只能在家裏待一天，把被單換下來洗洗，第二天就來吉林市找工作了——因為晚一天出門，一年的收入裏就會少一點錢，“都尋思到那兒快點找著活。”
她的兩個兒子都在外打工，每次她去吉林了，只能囑咐住在田埂對面的外甥幫忙留意點丈夫。外甥早上起來餵牛時，就看看對面唐姐家的煙囪有沒有冒煙，要是沒冒煙，就跑過去看看，是不是老頭在屋裏犯病了。
在所有女住客裏，真雲青印象最深的是大張姨。那時候，大張姨在一個女人家做保姆，女人給她每個月幾百塊錢，讓她幫忙帶那個非婚生的孩子。後來的某一天，那個女人出門後再也沒有回來，把孩子拋下給了大張姨。大張姨和孩子有了感情，沒法拋棄他，於是就給孩子取名“小石頭”，自己帶著。到了上學的年齡，因為沒有戶口而不能上學，大張姨就到處求人，給孩子落了個戶口。
因為一個人帶著孩子，大張姨村裏的人都覺得是她自己生的，所以她後來一直也沒有再嫁人。再後來，她和小石頭就再也沒出現過了。他們最後一次出現在店裏，已經是10來年前了。
真雲青說，店裏的女人們離開無非有兩個原因，要麼出遠門打工了，要麼嫁人了。她們從來不會討論這個話題，走出旅店也不再聯系。有時候一個床位空了，她們就心領神會了，“肯定是嫁人了。”盡管當事人並沒有給出答案，但她們總是可以感知到。
真雲青之所以住了那麼長時間，是因為她不想再嫁人了。曾經有兩個比真雲青小的男人追求過她，其中一個曾對她說，“你看，你也一個人，我也一個人，我們一塊過吧。”真雲青拒絕了他。她說自己脾氣不好，再來那時候女兒還小，怕她受到後爹的欺負。
現在，女兒26歲了，嫁到了浙江，日子過得很緊，娘倆也很少見。父母都在老家，父親也是重病。她依舊在那個循環中，想辦法找活、掙錢，然後去填那一個又一個的窟窿。
▲ 圖 / 《女子宿舍》
阿姨們
事實上，就算不走進5元宿舍，你也可以在這片面積不大的勞務市場附近，遇見一個又一個與宿舍裏住客相似的女性漂泊打工者。
在5元宿舍樓下的一條街上，一連好幾家都是保姆中介所，這些店有的叫“梅姐”，有的叫“芳姐”，每天早上八點多開店後，這些店裏就會坐滿一圈圈前來應聘的中老年女性，等待著這一天的“上戶”機會。
“上戶”即是到雇主家裏去。有時候是雇主們親自過來，相中了就帶走；有時候是中介已經聯系好了，把地址寫在紙條上，讓選中的阿姨自己乘車前往。
於是，一天漫長的等待中，喜悅和失落時有發生。比如我遇見的鄭姨，揣著紙條坐了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到了之後發現對方是一個不好對付的雇主，又坐了一個小時的車返回來了。這一天她搭進了四塊錢公交車錢，加上一天吃住的八塊錢，等工成本是12塊。
兩天後，鄭姨成功面上了另一家雇主，下午時分回到店裏時，臉上掛著笑容。她指導起身邊的大姐，別戴個黑帽子，顯老，那天，她頭上戴著的是一頂粉色毛線帽。
鄭姨的實際年齡是61歲了，身份證上寫小了3歲，58歲——在這裏的阿姨裏，這是令人羨慕的年紀，因為60以上就少有人願意請了。這是一種復雜的喜悅：她會為改小了年紀、能多幹點活兒而高興，盡管這意味著她得晚3年領社保。臨走前，她還不忘安慰一旁的同伴：你明天一定能上。
而我認識的另一位呂姨，已經連著好幾天沒有等到活兒了。她也是從吉林鄉下過來的，丈夫已經去世了，家裏兩個兒子，都入贅到了媳婦家中，小兒子去了浙江七年，孫女已經七歲，從沒能回來見過她。這些年來她攢下的錢，抽出幾萬給大兒子貼補了買房錢，又抽出幾萬給二兒子買了車。她自己所剩無幾，鄉下的房子也租給了一位老太太，一年兩千多。
呂姨總是一個人平靜地坐在中介所的凳子上，雙手握在一起，臉上微笑著。她已經65歲了，這個年紀已經很難再找到好工作。過去五年，她曾經在一個老人家中長期伺候，兩人相處得來，也有緣份，可老人後來去世了，她也不得不離開，打過一些雜工，做過保潔，洗過碗，護理過醫院裏的老人。我問她身上哪一塊最累，她說是手腕，前幾年在飯店裏端飯，端得如今手都使不上勁兒。是什麼飯那麼沈？呂姨說，是石鍋拌飯，每次端一鍋，就是三四斤，一直幹到將近六十歲。
這是一個逐漸走向衰老的城市。一位當地人告訴我，過去那些重工企業都紛紛搬離了吉林，當地也沒有輕工業，年輕人又都離開了家鄉。她說自己曾經看到一則保姆招聘，一個月700塊錢，什麼都不用幹，只需要在晚上8點上門，陪老人睡覺，早上6點離開。
我到的那幾天，吉林的氣溫接近零下20度，真雲青也連續好幾天沒有找到活了。除了一身的慢性病，她的腿前兩年騎車時摔了，走路也"不得勁"。她無法幹保姆、清潔工等體力活，只能接點摘木耳、掰玉米的零散活，幹一天掙一天的錢。
白天無活可幹時，她喜歡到當地的大潤發超市裏轉悠，我們的見面也常在大潤發樓下的KFC。她說逛超市是她和宿舍裏其他阿姨共同的愛好，她們愛逛特價區的衛生紙、油和米。這一天她路過了米面區，用手撚了撚玉米面，看了看這五顏六色的粗糧和豆子，以及它們的價格，她什麼也沒買，只是在一旁扯下一個塑料袋，塞進包裏，徑直地離開了。
“我就一個人對付活著唄。”她常常這麼說，過一天就是一天。
▲ 正在等工的阿姨們。圖 / 楊宙
孫老太
孫老太是這間5元宿舍的老板，真名孫世清。
在幾年前的紀錄片和以往的報道裏，她被刻畫成一個被丈夫拋棄的女人，靠著開旅店養活自己。她常常被形容為人好，卻摳門，洗一次衣服2元，充一次電2元，全都明碼標價。但真雲青講到了更多關於她的細節，她說，孫老太很多年前開始信佛，之後人就變得很隨和，“我覺得她心中沒有恨了。”
據真雲青回憶，在當年的一眾“2元宿舍”中，孫老太的店算不上其中條件好的。但很多女性還是願意住在這裏。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真雲青說她一開始看見她們也害怕，但孫老太會覺得她們在外面可憐，就會讓她們住個一晚。有時候真雲青來的時候床位不夠了，孫老太還會讓她和自己擠著睡。
宿舍裏的女人們大多都有各種病痛，孫老太會備著許多藥，病了痛了，都可以找她拿藥，也不收錢。這些藥中，除了感冒藥，備得最多的就是止痛片。
幾年前的一天晚上，真雲青入睡後，突然喘不上氣來，只靠手和腳比劃著，在鐵架床上發出響聲。隔壁床的大姐發現了，叫上孫老太，趕忙把她送進醫院裏。搶救花了一千來塊錢，幾個女人一人一百、兩百，給她湊上了。
在5元宿舍，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更早以前的一個夜晚，也有一輛救護車前來，把住在隔壁房間的老張帶走了。老張那時56歲，一個人在外邊打工幹活，看起來還算年輕健康，真雲青還記得那天晚上回房間前，兩人還互嘲了對方一句。當天晚上，老張就心梗發作了。孫老太把他送進醫院，住了好幾天，子女也沒有去看望他。第七天，人就走了。
沒有人討論老張的結局，也沒有人跟著去醫院看望他，可大夥兒心裏都明白，人不會再回來了。“孫老太坐著火葬場的車去，又坐著火葬場的車回來了。”
這一次5元宿舍的新聞再一次被報道後，孫老太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了網友們剪輯的視頻，那是多年以前一部紀錄片拍下的花絮，一個個女人在裏邊活著，開朗地笑，或相擁著大哭。她們中的好幾個人，已經離開人世了。真雲青看見，孫老太默默地抹著眼淚，然後吩咐她們，不要再在店裏看這些視頻了。
而就在我抵達吉林市的當天，孫老太關掉了這間宿舍。在宿舍門口，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拿出一張轉租單，上面寫著，孫世清以一年3000元的租金將旅店轉租給她用作民宅，一同租出的還有十幾床被子。她說，孫老太病了，無法繼續經營宿舍了。
但對於真雲青來說，她和孫老太的聯系依然還在。據說，孫老太那裏有一本電話本，寫滿了大部分住客的聯系方式。而真雲青身上最重要的幾樣東西，依然在孫老太那裏——在宿舍裏，真雲青租了一個儲物櫃，藍色的，每月交給孫老太十塊錢。她的戶口本、銀行卡、病例等等，全都保管在那裏。有時候她找到零工，住在正在裝修的房子裏，住在施工現場的平地上，時時漂泊，可她知道只要孫老太還在，那麼她的櫃子就一定也在——某種意義上說，那就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一點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
真雲青還提到了孫老太的兒子，父母離婚後，他由孫老太獨自帶大，如今已經40多歲了，真雲青對他的描述是：“細致高挑，大高個一米八多。”宿舍裏有些老人不會使微信，都是他幫著設置，真雲青的微信簽名，也是他幫忙填的，在那個輸入框中，他憑借自己對真雲青的了解，寫道：“獨立才自由。”
▲ 孫世清（右一）接受采訪。圖 / 《女子宿舍實錄》
家
離開吉林的前一天，在5元宿舍的門外，我見到了孫世清。
那時候吉林氣溫已經接近零下20度，她只穿了件毛衣，出門倒垃圾。她的頭發還是卷卷的，染成棕紅色，眼睛上是紋過的藍色眼線。我問她以後還會繼續開宿舍嗎？她笑了笑，沒有否定，也沒有肯定。
事實上，不只是孫世清，不只是5元宿舍，在勞務市場旁的這條大街上，有不少與孫世清相似的人。
5元宿舍樓下的“梅姐介紹所”，老板娘梅姐是個犀利聰明的女人，在這裏開了許多年店，什麼人都見識過。她也幫助過許多人，她提到有一回附近一位老太太的獨子患了重病，在家等死，她和幾個做生意、賣豬肉的，提了500塊錢上門去看望，還費了許多勁給那位獨子辦上了低保，盡管沒過幾個月他就去世了。
還有附近的“三姐妹宿舍”，也是一家5元宿舍，但開的時間比較晚。看店的是三姐妹中的二姐，她提起一位曾經長期住在店裏的老人，身邊沒有家人，鄉下的房子租出去了，每個月就靠著一點低保住在宿舍裏，她在吉林有親戚，但就算過年也不願意離開宿舍，“上門總得提上條魚去吧。”於是，日子久了，三姐妹也常幫她買買藥，陪她嘮嗑。
還有那家最熱鬧的饅頭鋪。大饅頭2塊錢，小饅頭1塊錢，還有各式各樣的烙餅。那是住在附近的打工者們最常前往的食堂。老板娘的母親幫忙賣饅頭，她告訴我，有時候她們會遇到沒錢買饅頭的工人，扔下一張身份證，說下回還上。老板娘也隨他們拿著饅頭走了，“有良心的話還錢，沒良心就算了。”
離開前的幾天，我在梅姐的中介所遇到了一位學徒小崔。她40多歲了，做鐘點工的業余時間，她會到梅姐的店裏學保姆中介。她夢想著開一間自己的保姆中介。因為過去做保姆，她見證了保姆們太多委屈的場面，她希望自己學會了，能夠幫到更多人。店的形式她還沒有想好，可能是直接介紹工作，也可能會開展保姆培訓。
“城市有四五十歲的，到三十多歲的，也有學歷低，想幹點啥，在吉林市找不著活的，但是留在吉林市，因為他們養孩子，養家，有孩子，有家，有老人，他們離不開。”小崔說，這些女性，也需要出路。
孫老太的5元宿舍停業了，在與真雲青見面時，她都是一個人不知從何處走過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在KFC門口告別。我提議可以打車載上她，把她送到目的地。她拒絕了，說習慣了走路。我不知道她是不想說出自己的終點，還是因為別的原因，在這一天將近零下20度的冷風中，她一點點挪著步子走進吉林的暮色裏。
在聊天中，真雲青提到過“歸宿”，“都跟我姑娘說了，到時候你能來就來，不能來呢你這幾個姨幫我火化完往松花江裏一扔就完事兒了。往江裏一扔，愛往哪裏飄往哪裏飄，我活著的時候是東奔一下西走一下，死了還是一樣，順水流了，完事兒了。”
後來的一天，在一個零下十來度的夜裏，我和小崔路過了松花江。她計劃將自己的保姆中介所開在城市的南邊，松花江的南岸， 她從小長大的地方。我意外地發現吉林的松花江不結冰。那正是小崔認為吉林具有辨識度的地方。她說吉林在松花江的上遊，水流平緩，在此處拐了三道彎。等水汽凝結上來，掛在兩岸的樹上就會讓這片江點綴上霧凇。那或許是吉林最好看的時候。在遼闊的東北大地上，她鐘情這片地方，也希望它變得更好。“別的地方再好不是家啊，不是我們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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