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世界說（ID：globusnews），作者：葉承琪，責編：張希蓓，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尼爾斯·艾納·格倫伯格（Nils Einár Grönberg）長著一張討喜的圓臉，臉龐寬闊富態，帶著點嬰兒肥。如果脫下棒球帽摘下項鏈，這個打敗艾德·希蘭、成為2019年Spotify上瑞典地區歌曲播放量冠軍的瑞典頂級說唱明星，看上去和說唱毫無關聯。過去三年裏，艾納贏得過多項瑞典格萊美獎項，首支單曲、也是成名作“Katten i trakten”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直逼一千萬大關。
艾納死在了2021年10月21日這一天，年僅19歲。
三個多月後的今天，槍殺艾納的兇手仍沒有找到，而涉案的嫌疑人網絡顯示，艾納一直活在恐嚇、勒索和綁架的危險之中。艾納歌詞中頻繁提及的犯罪、毒品和幫派，讓他被一些批評者視為瑞典“幫派說唱”的代表人物，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死於幫派衝突之下。
這樁謀殺案給瑞典帶來的巨大驚駭和恐慌，也還沒有過去。瑞典人突然意識到，近年來泛濫瑞典的幫派暴力，已不再是新聞標題上的短短一行字。
——艾納倒在了斯登哥爾摩的富人區，他的白人膚色、青少年標簽和明星身份，都在提醒瑞典的中產階級們，那些底層年輕人紮堆抱團而形成的幫派，不再是窮人、移民區和貧民窟的專屬。它正在悄悄滲透瑞典的主流社會，甚至影響著聽說唱長大的下一代瑞典人。
家長們憂心忡忡，指責沾染毒品、槍支和暴力的瑞典說唱歌手們帶壞了自己的孩子；政客和警察拒絕承認對幫派監管不力，稱“外來移民才是瑞典幫派暴力泛濫的原罪”；說唱歌手們委屈不已，認為自己成了被政治家用來轉移視線、家長推卸責任的工具。
“瑞典有多少個有名rapper？大概20個。”瑞典最先聲名鵲起的幫派說唱團體Kartellen的成員塞巴斯蒂安·斯塔克塞特（Sebastian Stakset）說，“這地方有多少個帶槍的孩子？成千上萬個。這現象背後是更大的社會問題。”
斯德哥爾摩的冬天滴水成冰，利益團體之間的攻訐指責還在繼續。曾以安全和自由著稱的瑞典，正在失控。
“翻開每一塊石頭”
2018年2月的一個星期日，一位老人騎著自行車的身影出現在斯德哥爾摩郊外的瓦爾比加德地鐵站附近。這是63歲的智利人丹尼爾·蘇尼加移居瑞典的第33個年頭。他的職業是健康助手，負責照顧患有嚴重殘疾和阿爾茨海默癥的病患。這天，在結束辛苦的夜班工作後，他和妻子結伴騎車回家。
街邊的一個球狀物體吸引了蘇尼加的註意。他停下了，伸手把它撿了起來。
在那一瞬間，巨大的爆炸聲響起，蘇尼加的妻子萬娜從自行車上被炸飛了出去。等她恢復神智時，自己已經趴在了地上，身上劃進血肉的彈片和劇烈疼痛提醒她，丈夫撿起的是一枚炸彈。萬娜費力地轉過身去，想爬到丈夫的身邊去，卻被趕來的警察攔住了。
55歲的保盧斯·鮑裏索當時正在15米外的烤肉店裏，爆炸讓店裏的窗戶都顫抖起來。他跑到外面，看到一根細長的黑煙柱正在上升。蘇尼加躺在自行車道上，側身蜷縮著，已沒有了反應。
殺死蘇尼加的是一枚M-75型手榴彈，是上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戰場上的常見炸彈，內部裝有塑料炸藥和3000個鋼珠，很適合攻擊敵人的戰壕和掩體。蘇尼加碰到手榴彈的那一刻，雷管被引爆了。
鮑裏索來自黎巴嫩，曾當過黎巴嫩民兵突擊隊員，多年前促使他移民瑞典的原因正是家鄉綿延不絕的戰亂。“我難以接受，當我想到未來時，我很害怕。我為歐洲感到害怕。”鮑裏索告訴當時前去采訪的本地媒體。
言及歐洲或許並非鮑裏索的一時恐慌。時任斯德哥爾摩警察局長的貢納爾·阿佩爾格倫辦公室墻上貼著一張圖表，直到2014年之前，每年出現在瑞典的手榴彈數量僅有個位數，2015年，警方繳獲了45枚手榴彈，還有另外10枚被引爆。次年，有55枚手榴彈被繳獲，35枚被引爆。2017年出現了小幅下降，繳獲了39枚，引爆了21枚。
阿佩爾格倫將這種現象稱為“幫派之間的裝備競賽”。
在瑞典，一枚手榴彈的價格低至100克朗（約合69.5元人民幣），直到2017年，手榴彈在瑞典還屬於易燃品，而非武器，引爆手榴彈的刑罰因此非常輕微。連接著瑞典城市馬爾默和丹麥邊界的奧勒松大橋，給這些危險武器的輸入和流出大開方便之門，因為瑞典當局沒有足夠的警力仔細搜查出入的車輛。
“之前，他們（幫派）向我們的汽車投擲石塊和瓶子，如果我們不加以阻止，我們將看到更多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槍和手榴彈進行的駕車射擊。”這是三年前阿佩爾格倫對《紐約時報》發出的警告。調查蘇尼加之死的警探拉斯·布羅姆斯眼看著本地街頭幫派“瓦爾比加德網絡”，在幾年間迅速壯大並壟斷了當地毒品貿易，他直言道：“給他們（幫派）20年時間，我們就會變得和洛杉磯一樣危險。”
三年過去了，事情的確已經變得更糟。2021年，瑞典至少發生了342起槍擊案，2020年的槍擊案件量為366起，而在2015年，這一數字還是25起。
瑞典國家預防犯罪委員會在2021年中旬發布的報告顯示，過去15年瑞典的槍擊死亡率是全歐最高，大多數受害者是20至29歲的男性。該報告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瑞典已經從歐洲槍支暴力發生率最低的國家，變成了最高的國家之一。
瑞典的街頭開始經常出現燃燒的汽車，飛車槍擊和搶劫成了家常便飯，醫院裏出現了持械的武裝對抗，學校裏出現槍支和恐嚇變得十分普遍。
在幫派問題最嚴重的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幫派成員公然在街道上設置起路障，控制民眾出入。“羞辱性犯罪”開始流行，幫派成員會搶劫、強奸和折磨當地民眾或競爭對手，以此羞辱和震懾瑞典主流社會。
2020年中旬，一個12歲的瑞典女孩被幫派交火的流彈擊中；一年之後，死者變成了兩名五六歲的兒童，這兩個孩子僅僅是出門騎車玩耍，就成了幫派對峙混戰的犧牲品。
2020年11月，《經濟學人》在一篇分析幫派犯罪激增的文章中指出，盡管瑞典一般犯罪率確實很低，但正有越來越多的平民遭受無妄之災，成為流彈和其他形式暴力的犧牲品。
一年以後的2021年11月，瑪格達萊娜·安德松成為該國第一位女首相，她的第一次政策演講就對準了幫派暴力：“我們將翻開每一塊石頭，以打破隔離——以及已經侵蝕到我們社會內部的暴力”
“地毯不夠大了”
如果說在2021年10月之前，幫派暴力還主要發生在移民聚集的低收入社區，那麼倒在斯德哥爾摩富人區Hammarby Sjöstad的艾納，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艾納不是移民，是土生土長的瑞典人，由身為斯德哥爾摩皇家戲劇院演員的母親撫養長大，家境殷實。但艾納自小逃學，在叛逆的青春期結識了一群“壞小子”。16歲那年，他在一首單曲中毫不避諱地“致敬”了斯德哥爾摩南部地區恩斯克達倫的一位被謀殺的幫派頭目。
艾納歌詞裏的暴力和血腥，並不能阻止他變成近兩年來最火的瑞典歌手。他職業生涯發布的第三首歌讓他一炮而紅，登頂瑞典流行音樂榜。
——直到2021年10月21日這一天。
“我們聽到了‘砰、砰、砰’的聲音。”杜姆利說道。他是一個說唱歌手，也是一名已被定罪的強奸犯和一個名為“死亡巡邏隊”的幫派的成員，那天晚上和艾納在一起。在接受采訪時，杜姆利透露，為了保命，他和艾納四散躲藏，直到艾納倒在血泊中。
一個當紅明星的突然隕落，讓瑞典家長們驟然發現，被稱為“幫派說唱”的嘻哈文化正在蓬勃生長，占據瑞典青少年的生活。
去年年底，瑞典報紙Dagens Nyheter公布了一份對2017年以來因槍支犯罪被捕或起訴的嫌疑人的背景調查，數據顯示，大約85%的人在國外出生，或者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在國外出生。約71%的人屬於瑞典的最低收入群體，而該國大多數知名說唱歌手都有這樣的背景。
僅需要一部能攝影的手機，或一輛汽車，或是一個擠滿朋友的院子，這些底層年輕人就能錄制自己的演唱視頻，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介紹兩個幫派“死亡巡邏隊”和“Shottaz”之間衝突的書籍《直到每個人都死去》作者迪亞芒·薩裏胡透露，隨著底層出身的說唱歌手越來越多，衝突越來越殘酷，這些歌手必須要選擇自己的陣營，決定和哪個幫派為伍。如果這些歌手在作品中提及幫派成員，或在曲目和視頻中紀念死亡或入獄的朋友，幫派之間的火藥味會更濃。“Youtube、INS等社交媒體能制造明星，也能激化矛盾。”
正因如此，艾納在死前曾頻繁遭到其他幫派的恐嚇、勒索和攻擊。“瓦爾比加德網絡”就曾兩次意圖綁架他，第二次成功了，他們拍下了艾納的照片，相片裏他滿身是血，穿著女式內衣，脖子上還橫著一把刀。該幫派向他索要300萬瑞典克朗（約合208萬人民幣），不然就將照片公之於眾，但艾納沒有付錢。另一位知名說唱歌手亞辛，後來被控參與了綁架艾納的行動。
一輪輪你死我活的對峙和衝突，已經成為瑞典說唱生態的一部分。“這一切都成為說唱歌迷的一項觀賞性運動，還產生了對街頭犯罪感興趣、甚至為此著迷的人。”瑞典說唱音樂資深記者和DJ彼得·哈倫說。一名化名毛克利（Moewgli）的歌手更直接：“我是為了錢，如果這些（暴力）內容有市場，我就會去做。”
艾納死在了瑞典大選前夕，做出反應的不僅有瑞典民眾和文化分析人士，政客們也擺出了姿態。時任瑞典內政部長的米卡爾·丹貝格（Mikael Damberg）告訴記者，艾納代表的“幫派說唱”可能會讓普通人也開始親近幫派。溫和派保守黨成員哈尼夫巴利（Hanif Bali）在瑞典議會接受采訪時說，廣播電臺應該停止播放任何被認定參與團夥犯罪的人的音樂。
但艾納的導師、瑞典說唱文化的開拓者之一斯塔克塞特選擇將矛頭指向政府：“幾十年來，各派政治家一直讓郊區的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教育和住房問題得不到解決，移民越來越窮。”斯塔克塞特說道，“他們試圖把一切都掃到地毯下。但在艾納被殺後，地毯不夠大了。”
短暫、骯臟和殘酷
瑞典幫派暴力的最主要策劃者是移民群體，這是多項數據和調查已經證明的事實，但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也許仍然藏在地毯之下。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瑞典當局一直不想承認，移民真的和幫派暴力有很大關系。
英國《新政治家》雜誌就將瑪格達萊娜·安德松就任第一次演講時用的“翻開每一塊石頭”的措辭，評價為“謹慎而大膽”。因為對於長期執政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即安德松所屬黨派）而言，承認移民和暴力的關聯仍然需要勇氣，這等於承認瑞典幾十年來的自由主義移民政策的潰敗，對移民疾言厲色，更是有違瑞典作為“人道主義國家”的長期定位。
2019年11月，在馬爾默市一月內連續發生三起大規模爆炸事件後，反對派溫和黨領導人烏爾夫·克裏斯特松直接指責時任瑞典首相斯特凡·勒夫文“甚至拒絕承認一體化失敗和日益增長的團夥犯罪之間的聯系”。
但《新政治家》指出，因為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再加上每天都有移民聚集的郊區發生暴力行為的新聞，迫使該黨偏移了立場，也加強了語氣。
一直以來，瑞典警方也避免在公開發言中將移民和暴力直接扯上關系，直到近期才將移民犯罪頻發謹慎地歸咎於“融合失敗”，但沒有選擇更嚴厲的措辭。
而在承認移民問題之前，對暴力行為的懲戒不夠有力，以及法律的軟弱，一直是右派公開攻擊社民黨的話柄之一，也是該國暴力肆意泛濫的原因之一，比如上述提到對手榴彈和武器管理的忽視，對毒品問題監管的軟弱等等。
2020年10月，在接受《每日郵報》的采訪時，哥德堡警察局長埃裏克·諾德坦言，他需要瑞典刑事司法系統的更新和完善：“這些犯罪團夥代表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他們的犯罪很難用警察的常規方法來處理。我們需要更多的警察，我們的法院和監獄需要得到加強，以緊急處理這種情況。否則，我們將變成黑幫分子的天堂。”
他也承認，警方正在打破往日的沈默。“兩年前，如果人們像我現在這樣把移民與犯罪聯系起來，他們會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
而在迪亞芒·薩裏胡看來，這些邊緣地區一邊被當局謹慎對待，一邊又確實被主流社會遺忘了。
他在《直到每個人都死去》一書中，用一個政府主導的反犯罪青年項目舉了例子。該項目為說唱歌手提供創作場地，以幫助他們遠離幫派。在運行階段，該項目效果顯著，但一旦短期項目結束，這些年輕人就不得不重新回歸幫派以自保。
“因此，長期的資金和精力註入是必須的，暫時的項目只會產生暫時的結果。”《瑞典日報》指出，“他們（移民）只會愈發產生被拋棄和蔑視的感覺。”
以暴力問題最嚴重的哥德堡市郊區的希亞爾博地區為例，扶助弱勢青年的“東方青年”組織成員安娜·比斯特羅姆第一次去到倫敦時感覺到很震驚，因為在那裏，相對富裕的地區和貧困地區緊挨著，相比之下，希亞爾博與哥德堡市區之間完全被森林和山丘隔開，仿佛與世隔絕。
“一些年輕人認為，市中心或海邊不屬於他們。許多哥德堡人也將希亞爾博視為一個貧民區，一個他們永遠無法親身體驗的平行社會。”比斯特羅姆說。
隱形的階級鴻溝讓一些瑞典大城市看似接納移民，卻無形之中將移民們排除在了中產階級社會之外。曾任瑞典警察部隊負責人的安德斯·索恩伯格2020年告訴《金融時報》，據瑞典警方估計，全國大約有60個“脆弱地區”，這些地區的大部分人口要麼在國外出生，要麼父母是外國人。
貧窮和絕望是滋生在這些邊緣地區的病毒。“與我們交談的許多人都沒有想到會變老，他們沒指望自己能活到30歲。”斯德哥爾摩警方全國行動部門的負責人約翰·奧爾森唏噓道，“這些年輕人的生活是短暫、骯臟和殘酷的。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峻的環境。”
“那裏的失業率很高，學校也經常倒閉。”索恩伯格說。這位舊日的警察局長緊接著的一句話，也許也印證了薩裏胡“移民被遺忘”的觀點：“嚴重暴力事件只是偶爾影響‘普通瑞典人’，大多數人沒有理由感到不安全。”
奧爾森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地理隔離、社會排斥和移民缺乏文化融合，為幫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們不遵守他們父母那一代的規則，他們沒有真正融入瑞典社會。所以他們構建了屬於自己的小社會。”
與此同時，《經濟學人》指出，過去十年幫派暴力的集中爆發，可能和警察的監管不力有關。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警力逐漸疏遠了落後的邊遠地區，導致在一些移民集中的地區，社區警務已經分崩離析，整個社區被幫派接管。1980年，哥德堡市警察的謀殺案偵破率是80%；如今，這個數字是20%。
同樣以希亞爾博地區為例，這裏的約9000名居民幾乎都是移民，近四分之三的人在國外出生。希亞爾博的幫派成員已經到了可以和警察面對面打招呼的地步，而警察也已經習以為常。
“現在我們相處得很好，見面互相會說幾句話。這很重要，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次你會怎麼和他們見面。在這裏，所有人都互相認識。”當地警察邁克告訴本地媒體。他剛剛和幫派成員萊洛打完招呼，盡管在不久前，兩個人在庭審現場上有直接衝突。
並非警方意欲同流合汙，在這個已完全被幫派接管的地區，此舉變成了警方的生存之道。邁克的同事米婭也說，“如果發生任何事情，你可能會被25個左右的人包圍。”
風險真實存在，而且可能致命。邁克和米婭接受采訪的當天，哥德堡法院剛剛審理了一樁案件，一名17歲的青少年被指控於去年7月殺害了一名當地警察。畢竟，這裏已經有7歲的孩子學會了幫毒販子放哨，當邁克走近時，小孩子會吹起口哨警告，也會得到報酬作為望風的獎勵——這就是一個罪犯犯罪生涯中的起步階段。
索恩伯格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曾信心滿滿地表示，他預計到2024年全國將增加5000-6000名警察，警力壯大或許可以緩解幫派犯罪。但奧爾森提供了一個不太樂觀的範本：艾納死後，他的團隊加大警力，逮捕了500多人，然而僅僅三個月，這些人在幫派空出的位置，已很快由新的年輕人頂替。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世界說（ID：globusnews），作者：葉承琪，責編：張希蓓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 hezuo@huxiu.com
正在改變與想要改變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