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逢彬
《楊樹達日記（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楊樹達 著 / 楊柳岸 整理，中華書局，2021年10月版，48.00元
楊樹達標準照，攝於1952年
先祖楊樹達先生自1920年8月底到北京之後開始第二次記日記（1905年至1911年留學日本期間寫有英漢對照日記數冊），直到1956年初逝世於長沙嶽麓山下，三十六年未曾間斷，有《積微居日記》共計五十一冊。以每冊四萬字計算，總字數在兩百萬字以上。這五十一冊日記，今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書閱覽室。
楊樹達先生的《積微翁回憶錄》，早在1986年就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正準備重版）。該回憶錄體裁不類一般的回憶錄，更像是日記的摘抄。出版之時，有些似乎不便刊出之處，出版社想要刪掉一些。《楊樹達文集》編委會主編楊伯峻先生為此與出版社反復磋商（《積微翁回憶錄》為《楊樹達文集》之十七）。他當然希望少刪，最後出版社基本接受了楊伯峻先生的意見，只刪去一點點。經此來來往往，刪去的內容，便風聞於學術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學習，小同鄉李敏辭兄當時跟裘錫圭先生當訪問學者，帶我去見裘先生，裘先生還問起《積微翁回憶錄》中對於敦睦邦交有礙的某段話被刪去是否屬實？具體情形如何？我則告以我所知道的來龍去脈。
可見，這五十一冊日記的存在，學術界及出版界早就知道了。幾十年來，有不下十家出版社敏感地捕捉到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亟欲一探究竟的心理，想將《積微居日記》付諸剞劂，最後都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意。前幾年，中科院圖書館善本書閱覽室幾位高學歷的工作人員將之整理標點，交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大約再過一年半載，就會面世了。
這五十一冊日記，是分兩批入藏中科院圖書館的。一批四十九冊是1960年底或1961年初，北京中國書店的工作人員於銘收購並在中國書店出賣，由中科院圖書館購得；另外兩冊，即第四十六冊、第五十冊，留在楊家，於1983年捐獻給中科院圖書館使成完帙。其來龍去脈，詳見我寫的《楊樹達先生的遺稿》，載《澎湃新聞》2014年8月17日。《積微居日記》第四十六冊和第五十冊，中科院圖書館在收到原件後，精心制作了兩冊復印件給楊家。六七年前，我的兒子楊柳岸（當時在武漢大學哲學院攻讀中國哲學博士學位）花了幾個月時間整理了這兩冊日記，近期又反復打磨修改，終於在2021年10月出版了。
有分教，千呼萬喚終不出，天馬雲中並轡來！
楊樹達日記第四十六冊原稿封一
那麼問題來了，這三部書不重復嗎？該讀哪一本呢？
日記和《回憶錄》的區別，我曾寫道：“《回憶錄》出版時，刪掉了許多極有史料價值但當時比較敏感的部分，這些都在日記中完好保存著。”（《楊樹達先生的遺稿》）另外，一些富有情趣的生活細節，《日記》有而《回憶錄》闕如，或《回憶錄》簡略而日記詳盡。如祖父祖母結婚的事情，《回憶錄》僅記載：“程叔文為余媒同縣張家祓女士為繼室”“六月四日，行婚禮於聚賢堂。伯兄先期來京主婚。洪兒偕至”兩條。日記中則有七八條，例如：“（李）劭青並告余前晚張訓欽君到沈伯巽家，問女士意旨，女士初不肯相見，繼為人曳出。張君問其對於與余婚事意見雲何，女士初不肯置答，張君再三問，乃雲：‘爹爹！你只說旁人的學問好，你看我，學問是這樣的，恐怕於你老的面子上不好啊！’張君便說：‘人說我的兒子沒有學問，那倒是真的，至若小姐，是很有學問的，那我可以放心啊。’女士始飄然而去雲。”讀到這段，想到祖母老大年紀，還樂不可支地惡作劇，仿佛就在昨日。
1948-1949年間，楊樹達、張家祓攝於廣州石牌中山大學
又如，《回憶錄》1949年8月2日：“先到教育廳訪李眉壽，由眉壽導余至省府。陳君人甚爽利，謂當忠於民族，不忠於一人。”而《楊樹達日記（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以下簡稱《一九四八—一九五四》）該日為：“晨徐正凡、谷國瑞來，雲昨晚教授、助教、學生聯合會開會，決議仍請教授代表二人入城謁陳明仁，務請去雲雲。因余畏熱，前此有不欲行之意也。潘硌基來，遂偕至伍薏農寓。車至溁灣市，渡湘訪仇亦山，不值；至教廳訪李眉壽，眉壽導余等至省府。陳明仁主席人甚爽朗，言當忠於民族，不忠於一人。”
又如《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6月27日：“徐老不以呂叔湘語法著作為然，欲發起研究也。坐談間，徐不以範文瀾歷史稱‘姬昌’‘姬發’為是，謂文、武與幽、厲無別；又現在捧太平軍過高；語極平實。又言毛公對曾國藩謂其本領極大，有十幾省之勢力，而不為清廷所忌，亦平心之論也。”較之《回憶錄》同日，日記多出了“又言毛公對曾國藩”一段。
更多的則是《回憶錄》並未收錄的。如1949年7月27日：“晨潘硌基夫婦來，送還借去俄國阿理克教授來劄。近日湖大諸生多謂中國舊籍不足研究。硌基大不謂然。阿有《司空圖詩品研究》，硌基故以此劄示諸生，謂雖俄人不盡以習馬列主義為能事，而仍復鉆研我國故籍，欲以覺諸生之迷惘也。硌又言去年蘇俄開科學研究院會時有人以《海賦》《月賦》《登徒子好色賦》譯文作論文宣讀，見於郭沫若所著《蘇俄旅行記》中。”
又如1949年2月23日：“九兒學費無著，嫻書來雲，與鐵錚雜湊三十餘元，尚止得半數，餘由易仁荄擔保。余為國家教人子弟，而己子不能入學，此種國家真不必存在也！”
楊樹達日記第四十六冊原稿首頁
因此，《日記》無疑較之《回憶錄》更為豐富，也更為有趣。
而次第出版的兩種《楊樹達日記》，更是各有千秋不可相互替代的。
兩者篇幅相差巨大，全本《楊樹達日記》篇幅多達兩三百萬字，好處是“全”，適宜圖書館資料室收藏，以及一些專業研究者、歷史愛好者等閱讀。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日記原文，篇幅只有全本的百分之四左右。
其中第四十六冊，時間跨度為1948年1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這又分為兩段，1948年11月初從長沙嶽麓山湖南大學動身，到中山大學從事教學研究，到1949年5月中旬返回長沙湖大，為第一段。這之後為第二段，正是湖南改天換地的關鍵時刻。
第五十冊，時間跨度為1952年11月下旬至1954年5月18日，這一段都在長沙，囊括了整個“院系調整”時期——日記作者舉棋未定，去北京中科院？去武大？還是留在長沙？接著舊同事紛紛告別，新同事（有舊雨，如清華學生楊戊生即魏東明；也有新知）紛至沓來。
但是，《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篇幅卻約等於全本的十分之一，達二十四萬字。這是由於加了註釋——這是後者最顯著的特點和優點；加了一萬多字的《整理說明》；加了大量插頁——大量照片和《楊樹達家族譜系表》（我照著責編給我的《梁啟超家族譜系簡表》做的）等；加了人名索引。
因此，廣大文史愛好者購讀後者，是很好的選擇。當然，讀過《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仍意猶未盡，也可以再讀全本。
關於註釋，正如《整理說明》所言：
日記無非記人記事。日記主人熟知的人物，對讀者而言大多並不熟悉。如果不註，日記便將成為一部流水賬；註了，整部日記就鮮活起來：一群七十年前以廣州、長沙的高校知識分子為主的眾生相就生動活潑地浮現於眼前。故本書之註釋以註人物為主（古人不註）。至於紀事，采取以人帶事原則，即在相關人物的註釋中凸顯事件；因此，專門記事的註釋較少，如1949年3月25日、3月28日記錄中山大學教授罷教與學生慰問罷教教師的事情。
說到註釋，可不是靠查人名詞典或百度一下那麼簡單。時隔七十多年，許多人物早已湮滅在歷史的天際中，不靠一番爬梳剔抉，像福爾摩斯探案般抓住一點點線索抽絲剝繭，是難以還原其信息的。特別是，當時常常是以“字”而非以“名”稱呼他人，而現代的人名字典卻是以“名”來檢索人物。這樣，要麼很難找到某個人物，要麼一個人物被當成為兩個人物。前者如謝弘毅，任何人名辭典及百度都找不到他，真所謂“眾裏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當查找姍姍來遲的“謝善繼”資料時，才知道他“字弘毅”。後者如龍谷瑞（龍文蔚），發現一是這“兩人”幹的活類似：抄書，掛號，制衣……，二是這“兩人”形成互補關系，從不在同一時空出現，這樣再去找資料，就有了針對性——資料確證“他倆”確是一人。
說到龍谷瑞，就不得不說另一件事兒，就是日記由作者親屬註釋的優越性。正如《整理說明》所說：“有些註釋，非親屬必不能完成，即使親屬也未必能夠完成。”比如龍谷瑞，楊家二、三代許多人都熟識或聽說過這位“龍老頭”：遇夫先生有次坐輪渡過湘江時，與身邊一老者很談得來，得知他住得離麓山館楊宅很近，於是經常往來。《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1月17日：“新聘館員二十六人（張［孟旭］提廿三人，余提龍文蔚一人，［方］叔章提二人），尚餘缺額二十餘人待補。”這些事例，通過日記原文和註釋的互補，都在書中呈現出來。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龍文蔚是萸溪老人龍紱瑞的堂兄弟，而後者的兒子龍伯堅是遇夫先生的老友，但遇夫先生在“渡湘巧遇”前，未必與龍老頭相識。
正如龍氏家族，日記中的人物，許多是“一連串”的。又如康和聲及其弟康清桂、其子康辛元，其婿辛樹幟，辛樹幟密友顧頡剛，都是遇夫先生的老朋友老熟人（今年春節，我去看望鍾叔河先生，鍾先生還聊起康和聲的一生特別是晚景），這些人物關系，再加上與之相關的遇夫先生所住的地方平山堂，佐以梁實秋對平山堂的回憶，使得日記變得活潑跳蕩，靈氣充盈，一派生活氣息。
《一九四八—一九五四》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認字、標點和校勘相比較而言還不算太壞（至少對日記原文而言如此）。比如，當北大出版社準備重印《積微翁回憶錄》時，七伯楊德豫先生校出訛誤兩百多處，他的朋友楊堅（公強）先生校出訛誤二十多處。七伯囑我再校一遍，又校出兩百多處訛誤。然則，北大版《積微翁回憶錄》的訛誤較之上古版為少。但由於是理校而非對校（如校“馬學良治保文”為“馬學良治倮文”——辨字完全看不出），仍有多處訛誤未能校出；而且印刷時，又添了新的訛誤。
前者如，鍾叔河先生父親鍾佩箴，《回憶錄》作“鍾佩藏”。這固然是因為行書難以辨認，且姓名字難以據上下文來斷定，即使認識鍾叔河先生，也未必知道日記中這位先生是其尊人；若非鍾叔河先生不止一次對我父親和我說“我父親和令尊（令祖）是時務學堂同班同學”，再加上查找時務學堂名錄，這一錯誤又怎能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得以糾正呢？
又如1953年1月17日，先看《回憶錄》（上古版、北大版）：“晨閱石醉六自述，名‘六十年的我’。卷中記徐仁鑄（介石）及蔡鍔入時務學堂，譚嗣同為學堂學監，語皆不實。”“介石”似乎是徐仁鑄的字或號。但徐字“研甫”，號“縵愔”，然則當讀為“（徐仁鑄）介（紹）石（醉六）及蔡鍔入時務學堂”，《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正是這樣處理的。
又如《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7月28日“宛丘有羲神實。羅蘋《路史註》：‘實者，對虛之名。’”《回憶錄》作：“宛丘有羲神，羅蘋《路史註》實者，對虛之名。”《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可是專門查對了《路史註》的——舉凡引書，盡量核對原書，其一絲不茍如此。
至於後者，依然以《一九四八—一九五四》1953年7月28日為例：“鏊，魚到切（ㄤㄠ），字書曰‘餅鏊’，今山東俚語尚然。”其註音字母“ㄤㄠ”，上古本《回憶錄》未誤，而北大本作“兀蘋”。
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正文，由於是反復核校，訛誤率自然比《回憶錄》要低。
陳寅恪1952年12月6日來信
這就不得不提一下中華書局責任編輯白愛虎。經北大孫玉文教授介紹，大約2013年我在北京與他結識。後來他來上海（約莫是2014年），飯局中介紹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周語和我認識。與周語的聊天中談到了這兩冊日記，使得《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得以立項。其後得到中華上海編輯部負責人余佐贊先生大力支持，余先生還請我吃了幾頓飯，邊吃邊商量。其後周語調走，稿子由古文字學出身的常利輝負責，書中的古文字頗多，她費力不少，還請了同事郭時羽、但誠幫忙，開了不少夜工。後來遭遇疫情，圖書市場也被波及。到今年9月初，稿子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白愛虎手中，正是無巧不成書！這時距離付印，不到兩個月了。
用《論語》所謂“樂之者”形容白愛虎是蒼白無力的，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最後發稿的近兩個月，除了吃飯睡覺，他都念茲在茲：不但要求整理者增加插頁，加強《整理說明》，繪制《楊樹達家族譜系表》，撰寫《人名索引》等，而且常就認字、句讀、註解，與整理者和我反復磋商，並且親力親為，就以上幾方面補充了一些註解，改正了若幹錯誤，其中有許多必須查核《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所引書才能如此。為此他購買了全套三大冊《湖南省文史館館員傳略》。
當然，整理者楊柳岸也很用心。讀者可試著翻閱，那麼多有關古文字的論述，如果沒有相關知識，又如何能很好地標點呢？尤其是許多地方並沒法與《積微居金文說》《積微居小學述林》等書相參照；雖可與《回憶錄》參照，但《回憶錄》簡略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繁復，《回憶錄》的標點也不可盡信，因而不得不另起爐竈。這又引出了另一話題，即，正如《楊樹達先生的遺稿》和《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整理說明》所說，楊樹達先生晚年的許多有關古文字的論述，至今已經湮滅無聞；而通過《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的出版，學術界是否可以稍窺端倪呢？
整理者的認真，僅舉一例。1954年4月18日“晨閱新建設孔子思想之研究”，是“晨閱《新建設》《孔子思想之研究》”，還是“晨閱《新建設·孔子思想之研究》”呢？標題為“孔子思想研究”的論文和刊物不勝枚舉，不能任意猜測。整理者於是在孔夫子舊書網購得《新建設》1954年上半年合訂本，其中第四期上果然有馮友蘭、黃子通、馬采合撰的《孔子思想研究》。
整理者能流利用長沙、武漢方言交談，這一語言優勢也在整理中發揮了作用。1949年12月13日“方孝若”註釋：“即方孝嶽……按，長沙話嶽、若同音。”1952年11月30日“原一往邀宗鶴”註釋：“宗鶴：即馬宗霍。長沙話鶴、霍同音。”同日下文“王、馬旋來”可證。第五十冊末尾所附《備忘錄》“向豈元”註釋：“即向愷然（1889-1957），湖南平江人。武俠小說家，筆名平江不肖生。時為湖南文史研究館館員。按，豈、愷相通，長沙話然、元同音。”又1954年1月19日“向又八太”，他人讀之或覺有誤，而熟悉長沙及其周邊各縣方言者，則必然明白這是排行第八的向某的太太，其中的“又”是向某名字（或小名）中的一個字。
有道是林中落葉，常掃常有——問題總如此！如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中，“馬雍”出現兩次。一次出現在1949年8月11日“晚馬宗霍攜其子來見，年十八，已入大學矣”的註釋中：“馬宗霍其子，即馬雍（1931-1985），筆名孟池，湖南衡陽人”，是知名歷史學家（林梅村《憶馬雍》很值得一讀）。一次出現在1952年12月12日天頭：“馬雍復”。閱《澎湃新聞》2021年11月9日《“聯大”私人紀事——〈馬芳若日記〉及其作者》有雲：“1949年8月20日，‘聞山西大學已決聘芳若，為之稍慰’（《馬衡日記》）……文字學家楊樹達致信馬芳若，信封上的文字是：‘山西大學九樓六號馬雍先生收’，自此‘馬雍’成為其常用之名。”然則後一“馬雍”為馬衡之兄的孫子馬芳若的可能性更大。不過此時《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已下廠付印矣。
當然，不必諱言，兩種日記在價格上，必然相距很大。《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定價四十八元，一個外賣的價錢……
《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中出現的人物，除家人親戚外，有許多人我走往密切，或見過多次，或僅見一兩面而印象極其深刻。一邊翻閱，他們——何申甫、易祖洛、易仁荄、廖海廷、周秉鈞、王顯、郭晉稀、陶先瑜、羅仲言、李莎青、張舜徽、李淑一、範治學、董每戡、彭燕郊、曠璧城、程星齡、李祜、虞逸夫、梁再、嚴學宭、商承祚——的音容笑貌便雲蒸霞蔚般從我眼前一一浮現……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