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袁國明
甘家口舊居前汪朗講得津津有味
“青睞”會員與汪朗（前排右四）、劉陽（後排右二）夫婦合影
眾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數不勝數、積澱悠遠的文化遺跡。為幫助居京或來京的朋友更切實、更深入、更系統地了解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內涵，本報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線。我們將以實地尋訪的方式，帶領讀者用腳步丈量這座古老又嶄新的城市，去閱讀、品味、感受並觸摸它的肌理。我們期待，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交織起來，將呈現出一幅既有溫度又有時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圖。
“願為人間送小暖”的著名作家汪曾祺，一生創作豐富，尤其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學也有深入研究和成果。他1948年進京後，隨著工作和生活變遷，在京城輾轉居住，在各居住地都留下不同的創作故事。10月19日，我們邀請汪曾祺長子汪朗先生及夫人劉陽女士，帶領“青睞”會員走訪汪家數處舊居，了解並體察作家的創作軌跡和生活意趣。
當天的行走路線以交通便捷取徑，未按汪家居住的順序。從阜成路甘家口居所始，至虎坊橋經濟日報宿舍止，歷時三小時有余，我們跟隨汪朗夫婦走訪了汪曾祺生前的六處居住地。興未盡而晚已至，會員們戀戀不舍地與汪朗夫婦合影，而後告別，道路兩旁的銀杏樹葉已經有金黃色了。
東單三條南側
和花市河泊廠的舊居已無痕跡
汪曾祺50年代在北京住過兩個地方：王府井東單三條南側和花市附近的河泊廠胡同。這兩處房子都已隨著城市建設湮沒，我們請汪朗先生在車上做了簡單介紹。
東單三條24號是1950年代初北京市文聯的宿舍，當時汪曾祺在北京文聯《說說唱唱》編輯部工作。現在東單三條一側早已改建成東方廣場，汪朗說自己也弄不清具體位置了，只記得院子裏有一座小洋樓，他們家住在一層西邊的一間房裏。
1950年代中期，汪曾祺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住到河泊廠胡同，也是單位分房。在河泊廠住的時間不太長，汪朗印象中，“是一個老四合院，家裏住北房兩間，挺寬敞的，一間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多年前汪朗去尋舊，依然記著那個家的樣子，循著記憶轉了半天找到院裏，碰上一位老太太，警惕地問汪朗幹什麼。汪朗說是這兒的老住戶，我爸叫汪曾祺。老太太恍然大悟地說知道知道，當年咱們是老鄰居，你爸一回來就忙家務，你媽翹著腿讀外文書。幾年前再去尋訪已經蹤跡全無。幾個閑聊的老人告訴汪朗，別找了，你說的地方就在腳底下，變成馬路了，就是從臺基廠到天壇北門的這條大馬路。
汪朗回憶，在河泊廠居住期間父親沒有寫太多東西，到現在還有點影響的是散文詩《早春》。那組詩後來“反右”時成為汪曾祺的一個罪狀，裏面有一句是：“當風的彩旗，像一片被縛住的波浪。”多年後邵燕祥曾經說，單憑這一句，汪曾祺就可以算詩人。還有一篇散文不是很有名，但當時也有點影響，名叫《下水道和孩子》，寫的是河泊廠胡同修下水道時的所見所聞和玩耍的孩子，所見所聞的是汪曾祺，文章中的小孩子就是汪朗。還有《公共汽車》，寫“我的孩子長大了要開公共汽車，我沒有意見”，也是汪曾祺的親身經歷。汪朗說自己小時候上幼兒園都是老頭（汪家對汪曾祺的稱呼）接送，“他拉著我坐公交車，我就老想看司機，說長大要開公交車。他認為很好。父親總認為什麼都好，孩子想幹什麼都行”。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勞動，家裏人主動退了河泊廠的房子搬出來，“母親覺得再住著心裏不舒服”。從河泊廠搬走後，汪曾祺在北京就成了無房戶，汪家以後住的房子基本是夫人施松卿所在單位新華社分的宿舍。汪朗開玩笑說：“這是我爸的一個痛處，有時候我媽讓他辦點事兒，他一耍脾氣，我媽就說：汪曾祺，你別狂，你連個立錐之地都沒有，住的都是我的房子。我爸就乖乖地該幹什麼幹什麼了。”
汪曾祺下放，夫人施松卿帶孩子們暫住在國會街5號的門房裏，“是一間小黑屋，四五平方米，只能放一個五鬥櫃，一張雙人床。那時候我們四口人，我上小學，是長期住戶，兩個妹妹周末回來，就搭兩個長凳、兩塊木板，把床加長一點兒，勉勉強強地睡下。”汪朗說，汪家四口在門房裏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去了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號。
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號
只留有一座大門
文昌胡同8號，汪朗的印象中父親沒有常住過，只回來探過幾次親。8號曾經是一所大院子，現在是9號。老房子只剩了一個大門，很高大。汪朗、劉陽夫婦站在門前仰望，一棵大槐樹探出門樓，汪朗說，裏邊不知道什麼樣了。他回憶，過去院裏三面是平房，北邊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樓，大概住了二十來戶人家，有公用的廚房、水房和廁所。他們家和另一戶人家構成一個單元，相互有什麼動靜都聽得一清二楚。汪朗清楚記得，鄰居家有一個小女孩高自己一個年級，有一段早上五點多就誦讀《歌唱祖國》，他躺在被窩裏聽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年上語文課時老師讓背誦這篇課文，他不打磕巴地背了出來，因為早就聽會了。
汪朗對父親第一次回來探親記得挺清楚：應該是1960年的春節，一大早他就到家了，穿得跟土猴似的，很興奮地跟我媽說他的勞動情況，說在那兒冬天去公廁刨大糞。我媽覺得不可思議，說多臟啊！我爸說，沒事，都是冰碴兒，一撣就下來了。
還有一年夏天汪曾祺回京找工作，停留時間較長。汪朗回憶：“我們家那時不開火，都在食堂吃。我爸回來時商店沒什麼蔬菜賣，就包茄子餡餃子，挺好吃的。我媽是個熱心人，讓他再包一次請同事來吃，結果砸鍋了，煮出來一鍋片湯，餃子全散了。我跟妹妹中午興衝衝跑回家想吃餃子，結果吃了一碗片湯。爸媽他們倆還總結經驗，說是面太差了，缺少黏性。”
這一段時期汪曾祺的創作較少，汪朗也很少聽他說起寫文章的事，但下放勞動積累的生活，無疑為他以後提供了不少創作素材。“他在張家口的經歷也有一些經典作品，比如《七裏茶坊》，寫到了冬天刨凍糞的經歷，有人認為那是他最好的小說。還有他在果園勞動時候寫的《葡萄月令》，也是美文。”
汪朗坦言，自己也下過鄉勞過動，幹完活累得比狗還不如，沒有任何想法，父親卻能夠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後，還葆有對生活美的感受，而且用那麼純粹幹凈的筆觸將其表現出來，實在是難得。“如果過得很順心，寫點美文也就罷了，他卻是在累了一天之後寫啊。”汪朗的感慨，也引起了會員們的共鳴。
國會街5號宿舍成了綠地
從文昌胡同步行，走到宣武門國會街5號。路上經過汪朗就讀的小學石駙馬一小，旁邊是石駙馬二小，原為一座郡王府，也就是現在的實驗二小。汪朗告訴大家，自己對這裏的胡同熟極了，小學同學都住在這一帶，而新文化街原來叫石駙馬大街，因為這裏住過一位石姓的駙馬，新文化街是後改名。他看到一個門洞，忽然轉頭問夫人劉陽：“這是咱們的少年之家嗎？好像也變了。”原來他們都曾作為新華社子弟在裏面吃住、學習過。“我們也幾十年不來了，只是偶爾坐車路過。”
1961年底，汪曾祺回到北京，一家人隨後搬回國會街5號的新華社宿舍，這次換了房間。“這也是一個比較標準的中西結合式四合院。從大門進去是影壁，東南西三面是平房，北面是一座二層小樓。”汪朗回憶，“一進樓左右手各有一間大房，各住一戶人家。上樓後左右手各有一個套房，也各住一家人。”汪家在樓上靠東的一個套間裏，兩間房，每間不到10平方米，全家人住在裏間，“屋裏橫七豎八兩三張床，外屋有一張寫字的小桌子，一張藤椅，一個吃飯的方桌，幾個凳子，還有一個書架。冬天生一個火爐子，下面有一個包著鐵皮的四方形大托盤，防止爐灰落到木頭地板上。”汪朗回憶。
在汪朗印象中，父親在國會街5號未寫太多東西，但京劇《王昭君》是在這兒寫的，也是他從張家口調到北京京劇團創作的第一個劇本。上演的時候，劇團要求汪曾祺把劇本的唱詞、對白等用蠅頭小楷寫在玻璃紙上，以便打字幕。汪朗說：“過去演老戲只是唱段有字幕，對白是沒有的。領導可能覺得他寫字好，就把這事交給他了。他很認真，一定要到晚上九十點以後，街上沒有車了才開始動筆，因為車一過那小樓的地板就晃悠。”
這無疑是精美的書法作品，一位攝影師觀眾看過演出對幻燈字幕產生了興趣，專門來找汪曾祺切磋書法。“他這一段主要是寫戲，我還在家裏看過他寫的《淩煙閣》劇本。”汪朗說，這個劇本沒有上演，後來也找不到了。
汪曾祺愛聊天，沒事就上附近的城墻，找早起喊嗓子的扯閑天，汪朗戲稱為“瞎扯”。汪曾祺還愛酒，這事汪朗說起來覺得“特別不好意思”。當年宣武門教堂外邊有一排板房，一家小酒館賣葡萄酒，汪曾祺常差兒子去買酒，用醫院的輸液瓶子，一買兩三瓶，“那是很劣質的酒，但他也要喝。”汪朗笑著說，上中學時候，開始有賣白酒的。同學經常到他家玩，也認識老頭。有一次同學很興奮地找到汪朗說：我看見你爸從酒館裏出來了，屁股後頭揣一扁瓶子，晃晃悠悠地好像喝多啦！把汪朗臊得不行。
現在此處也已改造成綠地，舊屋了無痕跡。幾位旁聽者聽到汪朗談到酒館勾起了記憶，紛紛插話，“對，當年那酒才一毛來錢一兩。”“是啊，一毛七的算好的。”大家聽著笑起來，汪朗也笑道：“當年我爸也這樣，認識不認識的都能一塊扯閑天兒。”
汪曾祺的不少好朋友如朱德熙、李榮都到國會街來過。當時過一條馬路就是烤肉宛，打回一盤烤肉，幾個芝麻燒餅，有時候還有紅豆粥，老朋友們就吃上一頓。
說到興頭，汪朗談到有一次把北大中文系教授朱德熙“得罪”了。這種“不說之秘”更勾起了大家的興趣，只聽汪朗說：“因為朱德熙平時來得少，一般是老頭去北大看他。那次放學回家我看見他來了，覺得挺奇怪，就說了一句：你怎麼來了？這一下我們家老頭老太太都不高興了，把我罵了一狗血淋頭，說我很無理，好像不歡迎人家。我說我是表示驚詫，不是不歡迎。我覺得特別委屈，大哭一場，以後再不說這種話了，挨過一頓罵就夠了。”有會員問：“那朱德熙有什麼反應？”汪朗答：“人家一點兒都沒生氣，那是有修養的人。”
北京京劇團有一段離這個家很近，汪朗記得“文革”初期有一次和妹妹去團裏看過大字報，去了也沒看出什麼，卻聽見一聲洪亮的咳嗽，隨後看見父親穿著黃色的破棉襖出來了。汪曾祺見到兒子很奇怪，問來幹什麼？汪朗說來看看你有什麼“罪行”呀。汪曾祺說，那你看吧。轉身就走了。汪朗回憶父親當時境遇尚可，正在和別人擡運劇團冬天取暖的煤。
汪曾祺還重情調。國會街5號院裏有兩棵海棠花，開花時候伸枝到窗邊，他會悄悄折兩枝，插在家裏的大圓口瓶裏慢慢欣賞，閑時畫上兩筆。
“人家給他的茶葉，盒子是木頭的，他在上面畫很細很細的菊花，很有點意思，但早就沒了，誰也沒當回事兒。”愛搞小創作，不願給生活留白，是兒子汪朗給那時父親的註腳。
在甘家口阜成路居所住的時間最長
1965年底，一家人再次搬家，搬到阜成路南1樓5門9號。站在樓下，汪朗仰頭向上數，“第4層，那就是我們原來的家，也是我媽媽單位新華社的宿舍。”
汪家在甘家口住到1983年，其間曾參與《杜鵑山》等京劇現代戲的創作。80年代重新開始創作後，為讀者所熟悉和喜愛的小說作品《騎兵列傳》《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也寫作於此。
汪朗告訴我們，那時候家裏共五口人，房子是小兩居，南邊一間大房，十三四平方米；北邊一間小房，不足10平方，進門是一個小過廳，有廚房、衛生間。家裏只有一張小三屜桌可以寫字，放在小房間裏。這裏應該是父親在北京住得時間最長的一處，條件已經有所改善。
新華社分房當年很有意思，汪朗回憶，標準完全按照人口，“我們住的單元規定是四口人一個定額，我們家是五口人，多一口，就把我撥到樓下和一個三口之家合住。”汪朗形容當年覺得特別難受，很不願意跑到人家去睡那一張床，能不去就盡量不去。這樣住了兩三年，1968年汪朗到山西插隊，回來才不跟人家摻和，但經常在家打地鋪，或者睡鋼絲床。來親戚更熱鬧，過道裏、桌子底下橫七豎八地打地鋪，“也過來了。”汪朗說。
汪朗1978年通過高考，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本來可以住校，但他願意住在家裏。大妹妹兵團病退回來，小妹妹在工廠上班，住得比較擠，也鬧出不少趣事。
“我小妹妹三班倒，上夜班之前要在小屋子裏睡會兒覺。那時候老頭寫東西有點上癮，我小妹妹睡覺的時候他進不去屋，就門裏門外地瞎轉悠。一會就問‘幾點了，汪朝是不是該起來了？’我們說‘早著呢，你消停會兒’。他定不下來，等我妹妹一出門馬上就躥進去，把紙鋪開開寫。”汪朗形容那真是叫奮筆疾書。他開老爺子玩笑，說看老頭沒地兒寫東西，就跟憋著蛋的母雞找窩似的。後來家裏人就叫老頭“下蛋雞”，汪曾祺開始不認，後來也跟著鬧：“你們別鬧啊，我憋著蛋呢，我要下一個大金蛋給你們。”逗得全家哄堂大笑，汪朗喜歡“這沒大沒小”的家庭氛圍。
在甘家口，汪曾祺還寫了大量有關居住地的文章，有小說、散文，也有舊體詩。
有一篇名叫《天鵝之死》的小說，汪朗記得清楚，寫的是1980年前後玉淵潭飛來的兩只天鵝被射殺的故事。汪朗讀來感覺文風有些偏離父親的一貫風格，顯得感情過於外露。
汪朗回憶：“那時候玉淵潭公園不收門票，隨便出入。老頭有一段除了寫檢查，沒有太多事，早上起來常去遛公園，大概他是親眼目睹了這件事。他特別氣憤，認為人們的向善愛美之心都被折騰沒了。《天鵝之死》應該就是在這樣一種情緒中寫成的。”這階段寫的散文也多，好幾篇都是遛彎時的偶得。“他沒事就喜歡跟各種各樣的人閑扯，有遛鳥的，有養蜂的，有釣魚的，從中獲取了創作靈感。”
蒲黃榆路9號樓房屋尚在，他人居住
1983年夏天，汪曾祺一家人搬到蒲黃榆路9號樓，直到1996年年初，住了12年多。
剛搬來時，蒲黃榆路周邊全是菜田，“真是什麼都沒有，只有孤零零的三座塔樓，但在這兒老頭算是住得比較舒心。”汪朗說，房子是小三居，總面積不到50平方米，舒心之處在於他總算有了一間書房，雖然還兼著臥室，也很小，但有一個書櫃、兩個沙發和一張比甘家口書桌大一點的寫字臺。
這一段是汪曾祺創作的另一個高峰期，寫下了大量散文。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取名自蒲黃榆和玉蜓橋，還有《榆樹村雜記》。汪朗認為《蒲橋集》是父親散文選本中最精當的。
這個地方也接待了不少文化名人。常來的有作家鄧友梅和林斤瀾，都是幾十年的朋友，他們有時坐公交車來，有時也騎車。汪朗想起林斤瀾騎著閨女的小輪自行車來，喝酒閑聊天。“林叔叔一喝酒就臉紅，所以經常臉紅紅地晃晃悠悠騎著車走了。”
美籍作家聶華苓來過，臺灣女作家陳映真也來過。朱德熙最後一次回國，汪曾祺辦家宴招待，燒了個蔥油芋頭，朱德熙特別愛吃，平常不茍言笑的他吃高興了，跟夫人說：“你不吃了吧？那全歸我了。”便將盤子端到自己面前，吃了個幹凈。
汪朗還想起，那時候沒有抽油煙機，廚房裏只安了一個排風扇，時間長了沾滿油漬。劉陽愛幹凈，經常在廚房忙著收拾。汪曾祺夫人施松卿看兒媳只顧幹活，就叫：“劉劉，過來聊天啊，老在那兒幹活，一點兒情趣都沒有。”劉陽心裏嘀咕：“聊天聊天，廚房臟得和豬窩似的，都沒人管。哼！”等汪家再搬家，新住戶住進來，很快對外宣稱：汪曾祺文章寫得真是好，他們家的廚房真是油膩多！
虎坊橋福州館前街4號樓最後的日子
虎坊橋福州館前街4號樓是汪曾祺生前住過的最後一個地方。從1996年春節後搬來，到1997年5月去世。
在虎坊橋汪曾祺的心境舒暢，但精力漸弱，畫畫較之前為多。他有了一個真正的書房，而且有一張大畫案，是作協送給他的。他可以鋪開畫畫，畫的尺幅也可以大一些。但汪朗說，基本上畫得好的畫都沒留在手裏，因為老頭有個特點，出的書舍不得送人，畫的畫隨便送。“他還常主動送，比如第一次來找他約稿的人，他看著喜歡就說我送你一幅畫吧。有時候我媽媽說，曾祺，送人一本書吧。他往往就一臉不高興，得磨嘰半天。”汪朗分析，他可能覺得畫作就是一張紙加一點顏色，又是自己畫的，不用太看重。送書誰知道你看不看呢。
汪曾祺畫畫還經常遭到“批判”，汪朗說，孫女和外孫女都認為他畫得太不像了。有一次孫女到琉璃廠，發現一個工藝品的小鳥窩，兩只小鳥站在窩邊，很是形象。孫女把它買回家送給爺爺，還很認真地說：“爺爺，你的鳥畫得太不像了，照著這個好好畫啊。”汪曾祺樂呵呵地滿口答應，把小鳥窩細心收到書櫃裏，但是該怎麼畫還怎麼畫。“前兩年家裏整理東西，那鳥窩還在。”汪朗說。
汪朗回憶父親最後的日子，“身體不是太好，把酒戒了，但馬上就萎靡不振。後來我們說想喝就喝點吧，寧可讓他痛痛快快地少活點兒時候，也別窩窩囊囊地湊合日子。”
讓人覺得有點可惜的是，在虎坊橋新居所，有了自己書房、好歹能夠伸開一點手腳的汪曾祺，生命留給他的時間太短了。汪朗感慨道：“他走的時候頭腦還清楚，應該還能寫一些東西。好在讀者給了他認可，作為一個作家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是不錯的。” 文並攝/本報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