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一阿含經》雲佛為波斯匿王解夢曰：“夢澄水四邊清、中央濁者，當來眾生非法欲行，常懷貪嫉，與邪法相應，中國眾生好喜鬥亂，邊國人民無有諍訟也。……當來末世，法應如此。”按《增一阿含》，384年譯於前秦長安；“中國”者，釋迦牟尼生活的中印度之謂；波斯匿王請佛解夢故事，大約誕生於公元後的貴霜王朝。該故事雖系假托，卻真實反映了當時中印度婆羅門教（印度教前身）依然強勢，而佛法轉往周邊地區的歷史現狀，並準確預言了世界佛教發展的趨向。大致而言，從佛陀涅槃五百年開始，印度佛教在異國他壤茁壯成長，不斷掀起一個又一個高潮，創造出一次又一次的輝煌。在遙遠的東方，五世紀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佛教的興盛與雲岡石窟的開鑿，便是西來像法在華夏大地奏響的一曲驚世樂章。
一、佛教東傳的波浪式軌跡
釋迦牟尼的生前死後，佛教主要傳播於印度的恒河中遊一帶。公元前三世紀中葉，摩揭陀國孔雀王朝阿育王在統一印度的戰爭中，因殺戮過多，心生懺悔，皈依佛門。他巡禮佛跡，廣建塔寺，開鑿石窟，頒布敕令，並在華氏城（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舉行了第三次佛典結集，印度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派遣出國傳教僧侶的足跡，北達辛頭河（今印度河）上遊，南至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海島。
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的中亞山區，地扼東西交通要衝，既是印度河、阿姆河、錫爾河、塔裏木河等大河的發源地，又是古代印度、波斯、中華、希臘、羅馬等世界各大文明的交匯之所。在今天印度河上遊的克什米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間谷地，曾經沐浴古印度文明的曙光，到在公元前四世紀末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後，希臘文化又在這裏生根發芽。阿育王所遣沙門宣講的佛傳故事，在感化北印度居民的同時，也激發了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罽賓（即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等地信眾對佛陀神話與形象的新思維。
公元一世紀中葉，來自中國西北、君臨大夏（希臘·巴克特裏亞帝國，今阿姆河上遊）二百年的大月氏民族進一步強盛，建立了貴霜帝國，並在第三代國王迦膩色迦時達到鼎盛，向南遷都犍陀羅，疆域擴大至印度河與恒河流域。迦膩色迦是繼阿育王之後，極力推廣佛教的又一位國王。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僧侶於迦濕彌羅城舉行第四次佛藏結集，罽賓遂為大乘佛教的發源地。大乘佛學是以純粹佛說參合犍陀羅、罽賓、烏萇國等地傳說與魔術，連同希臘、羅馬神像解釋，組成一種超越恒河沿岸原始佛教的神學。為了取信於人，他們在北印度創建出許多佛跡：中印度有四大塔，北印度亦有四大塔；伽耶城有佛影，那竭城亦有佛影；那竭國界酰羅城有佛頂骨，弗樓沙國有佛缽（見《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同時，編造出如來降服惡龍、舍身飼虎、舍頭施人、挑眼施人、割肉貿鴿、王射睒子等眾多本生故事及發生地（見《佛國記》、《宋雲行記》）。迦膩色迦王振興佛法的願望與行動，不僅使犍陀羅變成了恒河流域之外的第二個佛教聖地，更成為佛陀往生的首善之地。
大乘佛教在犍陀羅的流行，一改自阿育王以來，用世尊的說法寶座、腳印、聖樹、佛塔、石柱、蓮花、法輪、大象、雄獅、鹿等形象暗喻佛主的傳統，首次允許將佛陀繪畫、雕塑為人形，從而宣布了佛教像法時期的來臨。這時，大量的佛陀、彌勒、本生故事都用當地一種青灰色片巖雕刻，也用灰泥、石膏制作雕塑像和浮雕。佛陀神態矜持，擁有令人喜愛的阿波羅型面容，或立或坐，始終穿著輕柔的內衣和僧袍。菩薩身上佩帶著各種珠寶飾物，腳穿雅典式的綴寶涼鞋，與佛陀區別開來。以希臘化為特征的犍陀羅佛教藝術走向鼎盛。在貴霜王朝統治下的恒河流域，受犍陀羅的影響，馬土拉藝術創造出大量精美的紅、黃砂巖佛教雕像。佛陀如沙門，身體壯碩；菩薩戴寶冠，略帶微笑。到在四世紀後的印度笈多王朝，上述兩種藝術進一步融合，突出表現為濕衣貼體和雙目低垂的笈多式佛像藝術。
新疆是佛教東傳的第一站。印度僧侶越過蔥嶺，最初進入新疆，應在公元之前。迦膩色迦時代，佛陀在北印度發射出的萬丈光芒，首先照亮了整個中亞山川，佛法東傳勢力轉強。從東漢明帝洛陽白馬寺僧攝摩騰、竺法蘭翻譯的《四十二章》小乘教義，到安世高小乘禪學、支讖與竺佛朔大乘禪觀的輸入，一、二世紀中華佛教秉承西學的史跡確鑿；從朱士行西天取經，到鳩摩羅什、法顯傳記所展現的西域諸國，三、四世紀新疆佛教如日中天。盡管現在我們對佛教征服新疆的步伐並非清晰，但新疆佛法早於漢地，無可置疑。大約先是小乘佛教遍行南疆，然後才是大乘佛學的異軍突起。當此之時，龜茲（今庫車）、焉耆、鄯善（今若羌）、且末等國俱行小乘，於闐（今和田）、子合（今葉城）、沙勒（即疏勒，今喀什）等國多有大乘，興建塔寺、營造石窟、頂戴佛缽（在沙勒）、講經說法、行像散華，呈現出一派佛土莊嚴。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源源而至，拉升了新疆各城邦文化繁榮。由於當地石材的缺乏，泥塑、壁畫、木雕構築起新疆藝術大廈。新疆佛教的昌盛，成為引領漢地佛教走向輝煌的燈塔。
中華佛教始傳於東漢，醞釀於魏晉，勃興於十六國，鼎盛於南北朝，成熟於隋唐，復興於宋遼金元，衰落於明清。其十六國南北朝是關鍵。像教西來的途徑有二：西南海路與西北陸路。然以絲綢之路為主線。如果說公元前後大月氏、貴霜和尚東遊弘法，走的是一條回故鄉之路的話，那麼四世紀以後佛教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實得益於五胡十六國民族大遷徙的歷史機緣。
東漢時期，佛教雖傳中土，但朝廷以其西戎之神，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晉以後，法禁漸弛。西晉末年，天下大亂，來自西、北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紛紛建立政權，逐鹿中原。佛教作為胡教，不但被各胡族統治者立為國教，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書·釋老誌》，下引該誌不再註明）；而且成為顛沛流離、苦難深重的華夷百姓維生系命的精神依托。首先提倡佛教的是後趙羯族皇帝石勒、石虎，他們敬奉西域高僧佛圖澄為大和尚，廣建伽藍，說法授徒，參諮國政。石虎公然宣稱：朕生自邊壤，君臨諸夏；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其夷、趙百姓，有舍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高僧傳·竺佛圖澄》）。中原佛教迎來了第一次短暫的高潮，佛陀救世思想深入人心。隨後的前秦氐族皇帝苻堅、後秦羌族皇帝姚興相繼崇法，釋道安、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等大師輩出，譯經講論，立戒修禪，一時間長安成為中夏佛教的中心。約此同時，西秦乞伏氏政權與北涼沮渠氏政權，亦將隴右、河西佛法推向高峰。佛教信仰成為中國社會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鮮卑，族源來自大興安嶺深處，東漢後期遊牧塞北，魏晉之時部落始大。在五胡爭霸之余，擔負起收拾中原殘局的歷史使命。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建立北魏；439年，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448年，征服西域（今新疆）；494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不久，分別被北齊、北周取代。拓跋鮮卑原本不知有佛，然從平城到洛陽，卻因禮佛近乎癡狂，所以北齊魏收撰《魏書》，獨創《釋老誌》以述其事雲：“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嘆息也。”與此同時，江南的梁武帝蕭衍也因佞佛身喪國亡，留給後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類的傷感。中華佛教盛極而悲。
未完待續 見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