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是焦裕祿的忌日，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有從蘭考縣各地來的村民到陵園祭拜他，有人帶著白面饅頭，有人拿著紅薯。
人們懷念他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感念他在蘭考最困難的時候“迎難而上”;有人說他貼近百姓;有人感謝他為蘭考找到了生路。更多的人感慨，他是為蘭考累死的。
在女兒焦守雲看來，父親逃過荒、要過飯、挖過煤，這些經歷讓他能夠看到百姓眼中的淚水。
焦裕祿在蘭考工作了475天，在他離開後的57年，人們一直都記得他。
上任
1962年12月6日，焦裕祿一個人拿著介紹信來到蘭考。
組織部的人沒有準備，臨時把縣委接待室收拾出來讓焦裕祿落腳。兩張床拼在一起，鋪上被褥，搬來一個煤爐，當晚焦裕祿就住在那裏。“事實上，在焦書記的家屬沒有搬來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裏。”原蘭考縣委組織部幹事蔡生茂回憶說。
“當時蘭考條件很苦，但是他沒有猶豫。”在女兒焦守雲看來，父親那一代人有著“哪裏艱苦就到哪裏去”的初心。在去蘭考之前，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了九年，擔任生產調度科科長，每月的工資是一百七十多元。1962年，焦裕祿到尉氏縣擔任縣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半年後，前往蘭考擔任縣委第二書記。調到蘭考後，每個月的工資為一百三十元。
“我們在洛陽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好，家裏有暖氣，甚至有收音機。但到蘭考後條件差了很多，有風沙，居住環境也不太好。”焦守雲回憶，母親是有過埋怨的，父親去蘭考前身體已經檢查出有肝炎，蘭考的工作和環境都不利於他的身體。“但是那個年代的人把工作看得比較重要，父親又是幹部，母親不會幹涉太多。”
時任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在此後接受河南媒體采訪時回憶，在焦裕祿之前，他曾找過兩個幹部前往蘭考任職，但對方一聽是蘭考，都想盡辦法推脫。他曾在尉氏縣與焦裕祿共事，了解焦裕祿的人品，便找到了焦裕祿，並且明確告訴他，蘭考的形勢非常嚴峻，去的話做要好思想準備。
焦裕祿在朱莊查看泡桐樹的長勢，圖片由劉俊生拍攝
張申說，“蘭考是全地區最苦的一個縣，最窮的一個縣，最困難的一個縣”，他給了焦裕祿考慮的時間。但焦裕祿立即答應了：“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越磨煉人，請地委放心，不改變蘭考的面貌，我就不離開那裏。”
焦守雲說，父親的選擇也許和他之前的經歷有關。1922年，焦裕祿出生在山東博山縣，小時候家窮只讀了四年書便輟學了，後來被日本人抓入監獄，又被拉到了撫順大山深處的一個煤礦挖煤。焦裕祿費盡周折逃回家中，帶著妻兒逃荒到了江蘇省宿遷縣，在一戶地主家做雇工，期間也要過飯。“他也是吃苦受罪過來的。”
1945年，家鄉解放後，焦裕祿回到山東，並在民兵隊長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入黨申請書中寫到“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但是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對窮人好。自從中國共產黨來了，我知道我有出路了。所以我要入黨，我要好好工作，我要在我的各項工作中做到最好。”
在蘭考的475天
蘭考縣位於九曲黃河最後一道彎處，據《蘭考縣誌》記載，從1171年到1949年，近800年間，黃河在蘭考縣內南徙北遷，遍地行河。決口達143次。多次泛濫改道，留下了風沙、鹽堿、內澇“三害”。
《蘭考縣誌》記載，1962年，蘭考遭風沙肆虐， 21萬畝麥子被毀，入秋洪水漫灌，23萬畝莊稼被淹死，鹽堿地上10萬畝禾苗絕產。沙荒、鹽堿、澇地占總耕地面積的41.8%，全縣糧食畝產量只有43斤，年底全縣共缺糧660萬公斤、全縣36萬人中有近20萬是災民。
縣委辦公室幹事張士義1966年接受采訪時回憶，焦裕祿到蘭考後，首先開始尋找治理三害的辦法。他和焦裕祿到了城關公社調研，焦裕祿讓公社書記帶他去最窮的大隊，他們就到了老韓陵。
焦裕祿在老韓陵認識了當地的農民肖位芬，肖位芬的孫子肖順民告訴記者，當年肖位芬已經快七十歲了，是一個不認識字的老農民，焦裕祿向他咨詢養牲口、治理三害、種田的辦法，晚上兩個人同住牲口棚。肖位芬告訴焦裕祿，“挖窮根種花生，要想富種桐樹”。
焦裕祿到蘭考的第11天，起草了《關於城關區韓陵公社進行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第一步工作情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分析了種泡桐的有利條件：“第一，泡桐樹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百棵;第二，不用投資，不用治蟲打藥;第三，栽桐樹技術性不強，五六年就可以成材，見效快，受益大;第四，以林促農，旱天它能散發水分，澇天又能吸收水分;第五，當地社員有種桐樹的習慣，不用做工作。”
1963年2月，蘭考縣委決定在全縣範圍內開展治沙、治水、治堿的鬥爭，成立除“三害”辦公室，焦裕祿擔任辦公室主任，對全縣的風沙、鹽堿和內澇的災況進行統計調查。
蘭考群眾在深翻淤土掩埋鹽堿地表，這被稱為“貼膏藥”。受訪者供圖
在張莊調研時，他看到魏鐸彬母親的墳頭是沙丘中唯一的一片綠洲，就組織全縣學習魏鐸彬“紮針”的方法，用膠泥、淤泥固住沙地表面，種上樹木保持水土。在秦寨調研時，學習當地深翻淤土掩埋鹽堿地表的做法，稱為“貼膏藥”。
暴雨天，焦裕祿認為大水遍地流是查水路的最好時機，他冒雨領著“三害”調查隊，查探水流的方向，繪成了排澇泄洪圖。
作家任彥芳根據焦裕祿留下的工作手記和縣委辦公室的工作記錄，整理出了《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日誌，上面記載著焦裕祿大部分時間都在參加調研工作，開會起草文件，幾乎沒有休息日。在焦守雲的記憶中，當時家裏孩子多，父親工作也很忙，他平時都住在辦公室，總是工作到很晚。
焦裕祿在蘭考的一年零三個月，全縣140多個大隊，他騎著自行車走訪了120多個，查清全縣大小風口84個，逐個編號、繪圖，行程5000余裏。
在蘭考，很多老人都能講述他們見到焦裕祿時的場景：他有時候是自己一個人推著自行車到村裏的，看到百姓在勞作，會順便搭一把手。“翻泥壓沙的時候，焦書記親自拉個架子車，外面褂子脫了，穿個線衣，褲腿也挽起來，和大家一起幹。”有時候帶著生產隊的人一起種樹，“我們讓他歇歇，但是他看到有人在推車，又去幫著推車了，我們也都不好意思休息，就一起去幫忙。”
焦裕祿對幹部提出“三同”要求，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
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等聯合出品，新京報等聯合制作的珍貴影像紀錄電影《歲月在這兒》中，當《東方紅》的音樂響起時，出現了“好幹部焦裕祿”的影像。焦裕祿在蘭考工作了475天，只留下了四張照片，其中有三張是偷拍的。據當時的通訊幹事劉俊生後來回憶，焦裕祿下鄉時都讓他帶上相機，要求他把鏡頭對準群眾，劉俊生拍攝了上千張有關群眾開展“除三害”鬥爭的照片。
今年79歲的魏善民住在朱莊，朱莊是當時發展泡桐治理風沙的重點大隊之一。魏善民回憶當時的情景，“一張口，嘴裏全是沙子”。焦裕祿帶領他們一起種了兩天的泡桐。魏善民“年輕力壯”，焦裕祿和他一組栽樹，兩個人一前一後擡泥，種樹的時候一人扶樹，一人鏟土。中午吃飯時，“百姓吃啥他就吃啥，臨走前還留下糧票和錢。”
魏善民一直守護著一棵焦裕祿當年救下的小樹苗。為它掃落葉、培土、澆水，人們稱這棵樹為“焦桐”。
焦裕祿在親手栽種的泡桐樹旁的留影。圖片由劉俊生拍攝
泡桐樹是速生樹，“焦桐”旁的泡桐樹已經更新到三代，這裏修葺成了一個小公園，裏面除了泡桐樹還有各式各樣的花木。經常有人來參觀這棵焦裕祿親手種下的泡桐樹，老人們也常來乘涼，在樹下坐一坐。
魏善民已經和三兒子說好了，等自己哪天守不動了，就讓他來守護。“要把守護這棵焦桐的使命一代一代傳下去，讓老百姓想念焦書記時能有個念想。”
“他體貼老百姓，老百姓也貼近他”
今年81歲的雷中江第一次見到焦裕祿是在1962年的蘭考火車站。雷中江帶著母親織的粗布，準備去安徽換取糧食。正值荒年，冬天是最難熬，秋收之後，許多人外出逃荒，等到春天再回來耕種。
雷中江回憶，等火車時，他看到有人衝他走來，穿一身卡其布的衣服，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說，我姓焦，叫焦裕祿。雷中江說，當時並不知道這個人就是縣委書記，他一開始以為這個人是抓自己回去的。蘭考縣外出逃荒的人很多，擔心影響不好，蘭考縣成立了“勸阻辦公室”。焦裕祿對他說“我們沒把工作幹好，讓你們受苦了。你們去吧，路上註意安全。”
1963年，在焦裕祿的提議下，撤銷了“勸阻辦公室”。
雷中江再次見到焦裕祿，是在公社組織的植樹工作中，他印象中焦裕祿穿的很簡樸，衣服上有補丁，但是幹幹凈凈、整整齊齊的，“精神頭好，辦事利索，但是臉消瘦、臉色黑。”
焦裕祿在花生地裏拔草。圖片由劉俊生拍攝
焦守雲聽過很多人講父親的好，有的人說焦書記對人好，有的說他關心人民群眾，她尋訪過很多蘭考的老人，“‘雪夜訪貧’‘看白戲’等故事，都確有其事。”焦裕祿還救過奄奄一息，家裏人已放棄治療的嬰兒，這個孩子在焦裕祿去世後改名為“繼焦”。
焦裕祿下鄉時除了調研工作，也會到大隊最貧苦的人家看望。原雙楊樹村團支部書記吳百軍的口述資料中，記錄著焦裕祿去五保戶家探望的情景：焦書記一進門就揭開她家的鍋，鍋裏面有兩三個菜鍋餅，焦書記說夠苦啦。問她冷不冷?最後走的時候焦書記撇了二十塊錢，五斤糧票，說大娘我有空再來看你。
因為離縣城近，焦裕祿經常到雙楊樹村，現任村支書吳清雲稱村裏的老人基本上都見過焦書記，老人聚在一起就會談起焦書記的過往，他們常說焦書記作為一名書記但和百姓一樣，和大家一起拉麥子、種紅薯，問寒問暖，“他體貼老百姓，老百姓也貼近他。”
但焦裕祿對自己的家人非常嚴格。兒子焦建國去電影院看電影，說自己是焦裕祿的兒子，檢票員直接讓他進去了，沒有收錢。當時蘭考縣有“老三排”的說法，把禮堂裏最好的第三排座位留給領導及家屬，不收門票。焦裕祿知道後讓兒子還了錢，並且以兒子看“白戲”為例，在縣直機關幹部會上幾次做檢討。之後他又提出 “幹部十不準”，明確規定 “誰看戲誰拿錢”“不準送戲票，禮堂十排以前的戲票不能光賣給機關幹部，要按先後順序賣票，一律不準到商業部門要特殊照顧”等。
焦守雲記得小時候別人給他們家送的白米、肉，焦裕祿都退回去了，縣委的福利救濟名單上有他的名字，他也讓人劃去。“父親每個月的收入一百多元，在那個年代不算少，但由於他要養活我們姐弟六個，要供養奶奶、姥姥，還隨時幫助困難群眾，日子總是過得緊巴巴，甚至要賒賬過日子。但不管生活多艱難，他從沒有搞過特殊。”
任彥芳的采訪筆記中記載了妻子徐俊雅講述的焦裕祿的生活細節：徐俊雅想要給孩子們買新衣，焦裕祿說“你看看貧下中農穿的什麼，蓋的什麼。”如果買點什麼吃的，他就說浪費，“你看下邊，人家連面都吃不上，光吃紅薯幹……”
徐俊雅告訴任彥芳：“他到死，沒有一件不帶補丁的衣服。”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和焦裕祿一起勞作過的人都知道焦裕祿身體不好。
焦裕祿出任蘭考時的幹部履歷表上，身體健康狀態一欄寫著“有肝炎、胃病”。
魏善民和焦裕祿一起勞作時，經常看到他摁著肝的位置，吃飯時偷偷吃藥。魏善民勸焦裕祿去醫院檢查，他只說沒事，摁摁就舒服了。
今年91歲的李仙海之前在縣委做秘書工作，向焦裕祿匯報工作，發現焦裕祿坐著的藤椅右邊有一個大窟窿，書記說他的肚子右邊很疼，用東西頂著會好一點。有時用鋼筆等東西，一邊頂著自己的胃，一邊頂著藤椅，他說頂著會好一點，不那麼疼了。時間長了，就把藤椅頂出了個洞。
焦裕祿用過的藤椅。受訪者供圖
“焦書記來之前我曾在那個辦公室工作過，那把椅子我坐了八年，然後焦書記繼續用。”
焦守雲在《我的父親焦裕祿》一書中記錄了“疼痛的父親”：冬天穿棉襖，父親第二、三個扣子是不扣的，為了方便把手伸進去摁住肝部。再後來，肝疼的厲害了，他就用東西頂著，手裏抓住什麼就用什麼，帶疙瘩的茶杯蓋、鋼筆、雞毛撣子等。他很瘦，肚皮很薄，甚至可以用手摸到肝上的瘤。
徐俊雅多次勸他去檢查身體，他總是托口說，這段時間太忙了，等過了這一段再去。
1964年3月焦裕祿下鄉聽匯報時暈倒了，等送到醫院檢查時已經是肝癌晚期。他被送到鄭州治療，又轉到北京，“父親肝部最大瘤子有雞蛋那麼大，其他的小瘤子像黃豆。”醫生說他的生命最多還有二十多天，又被送回了鄭州。
焦裕祿去世前身體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徐俊雅後來向焦守雲講述了焦裕祿去世前的場景，“一到晚上，你爸爸的肝疼起來，從床這頭滾到床那頭，也不讓醫生打止疼針，他怕麻煩別人，怕多花錢。”肝疼難忍，焦裕祿就用煙頭燙自己，先是胳膊，後是肝部的位置，他稱為“轉移疼痛治療法”。
住院期間，焦裕祿仍然擔心蘭考的洪水、泡桐和田地裏的收成。當他聽說秦寨鹽堿地上的麥子長得很好，開心得讓人下次再來的時候拿一把麥穗給他。
臨終前，焦裕祿對縣委組織部部長說，“我死後不要為我多花錢，省下來支援災區。我活著沒有治好蘭考的沙丘，死後希望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下，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現在，焦裕祿烈士陵園位於蘭考裕祿大道88號。裕祿大道橫穿蘭考南北，是蘭考的主街道，這條大道的最北端起自黃河在縣城內的一條支流，最南端連接著當年焦裕祿在這裏送蘭考人去外地的蘭考火車站。
焦裕祿墓碑後面的屏風墻上鑲有毛澤東題寫的“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幾個大字。每年清明節和五月十四日焦裕祿的忌日，雷江中和魏善民幾位老人都會來到焦裕祿陵園，告訴焦裕祿蘭考的新變化。他們也常常在那棵“焦桐”樹下給前來參觀的人講述他們和焦裕祿的故事，“宣揚焦裕祿精神是我們的責任，焦書記是為我們蘭考人民活活累死的。”
遺澤
從蘭考縣城去往村子的路上，寬闊的馬路兩邊種著一排排綠樹，樹後面是麥田，風吹麥浪，麥田間種著泡桐樹，三四月份是泡桐開花的季節，桐花形似喇叭，花瓣是紫色的。
焦裕祿逝世後，蘭考縣的群眾幹部又花了二十年，終於根治了風沙、鹽堿、洪澇。《蘭考縣誌》記載，到1989年，“三害”得到全面根治，當年的沙丘變成了綠洲。
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雲。新京報記者陳亞傑 攝
李仙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蘭考縣林業局局長，他說自己是“踩著焦書記的腳印”在全縣廣泛種樹，“1982年就種樹一千萬株，其中泡桐600萬株。”
現在，廣泛種植的泡桐樹成為極佳的制作樂器的材料，為蘭考帶來豐厚的收益。一個叫徐場的村子，全村有95%的農戶都在從事樂器生產，2020年全村農民人均收入達四萬元。
雙楊樹村曾經有制作風箱的傳統，焦裕祿鼓勵他們成立副業組，生產風箱去外地換紅薯。現在雙楊樹村轉為生產家具，有兩家大型的家具生產企業，其中一個工廠制作的工藝品出口海外。
目前，蘭考縣已有不同規模的樂器制作廠268家，占據全國30%的民族樂器市場。蘭考縣還在打造家居制造產業鏈。2020年，蘭考木制品加工業產值達116億元。人們稱，泡桐樹是焦裕祿留下的“綠色銀行”。
焦裕祿找到“貼膏藥，紮針”治沙方法的張莊，正在發展旅遊業。村子裏修了路，路的兩邊種上了海棠、櫻花等樹，也有各種花草。現在的張莊有171座種植蜜瓜和西瓜的塑料大棚;種植了梨樹、葡萄、桃子、石榴等占地260畝的生態園;有蓮藕350畝，水稻120畝，南美白對蝦養殖基地312畝。
魏善民做了32年的村支書，他秉持著一點，“焦書記說，要勤(經常)和群眾商量。”
蘭考代莊的村支書代玉建從小聽著焦裕祿的名字長大，“小時候浪費糧食，老人就會說焦裕祿那時候怎樣，然後給我們講焦書記的故事。”2014年，代玉建撇下在鄭州的生意，回到當時還沒有通自來水的代莊做支書。
在代莊，代玉建自己出資一百多萬，建了村兩委辦公樓、修了村裏的主幹道。但是群眾擔心他是“飛鴿牌”的村幹部——很快就不幹了。“當時焦書記說，我們對蘭考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不改變蘭考的面貌，死不瞑目。我也是受到焦書記精神的影響了，現在我也不想著離開，要帶著村民好好幹。”
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同蘭考縣部分鄉村幹部學員座談時，提出“焦裕祿同誌給我們留下了那麼多，我們能為後人留下些什麼?”
同年5月，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當時的縣委書記王新軍提出了“蘭考之問”：守著焦裕祿精神，為什麼蘭考至今還戴著貧困縣的帽子;為什麼一些黨員幹部群眾觀點丟掉了，群眾路線走偏了?當時蘭考全縣貧困人口77350人，貧困發生率為10.2%。蘭考縣委、縣政府做出了“三年脫貧、七年小康”的承諾。
2017年3月，蘭考成為全國首批摘帽的兩個國定貧困縣之一。去年蘭考縣的糧食總產量為58.19萬噸，生產總產值383.24億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203元。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
焦守雲的印象中，父親很忙，但很愛笑。父親經常帶他們下鄉參加勞動，撿紅薯、拾麥穗，顆粒歸公，喜歡唱歌，領著他們唱，粒粒皆辛苦。
“我爸爸還安排過姐姐賣醬菜”，焦守雲說，大姐焦守鳳本來可以做打字員的工作，但焦裕祿要她到最艱苦的地方勞動。焦守鳳曾抱怨過醬菜組的工作累，冬天手冷，凍得不行，但父親說，“不是那兒冷，是你的思想臟。”
焦裕祿去世前多次叮囑徐俊雅“不要隨便伸手向組織上提要求。”焦裕祿去世後，徐俊雅一個人帶著六個孩子工作，“她心裏難受，年三十包完餃子就自己在房間裏呆一天一夜。”焦守雲提及母親還是會落淚，“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她也沒有向任何人尋求過幫助。”幾個孩子也因此都早早地參加工作，補貼家用。“我十五歲就去當兵了，就是因為當時太貧苦了。”
當年焦裕祿種下的一棵泡桐樹被人們稱為“焦桐“。新京報記者陳亞傑 攝
“我們從來沒有用父親的名聲得到過任何的好處，有人說給我媽媽或者我們兄妹安排工作，我們都拒絕了，我們家的孩子也都是自己找的工作，有的在外打工，也有待業的。我媽媽常說，你們做錯事，人家不說你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說你是焦裕祿的孩子。”焦守雲告訴記者，除了弟弟焦躍進現在開封市政協工作，家裏的其他兄弟姐妹，包括孫子輩，都沒有當官的。“都是很普通的家庭，哥哥姐姐就是在街頭曬太陽的老百姓。”
焦裕祿去世時焦守雲只有十一歲，她當時只是聽姐姐說父親是縣城裏的大官，具體是做什麼的，就不清楚了。一直到讀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後，她才認識到父親的不平凡。
焦守雲說，她在蘭考的“焦桐”樹下見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老人知道她是焦裕祿的女兒後，一把把她抱住說，你爸爸是個好人。
但直到近幾年，焦守雲才覺得自己真的懂了父親。“其實父親不僅僅是優秀的縣委書記，無論做什麼，是什麼身份，父親首先是一個好心腸的人，看不得老百姓苦。做事講擔當，做人有感情。”
她參與了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的拍攝，“影片的名字就是‘我的父親焦裕祿’，父親有大功也有小家，他是我的父親，我媽媽的丈夫，奶奶的兒子。”
焦裕祿去世前，曾將家中的兩本書留給焦守鳳，一本是《毛澤東選集》，另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父親告訴姐姐說，這裏頭會告訴你怎麼做人，怎麼做事。父親是我們人生的榜樣，我們從他身上學到的就是做個好人，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上，好好工作。我們也希望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孩子。”
在焦守雲看來，這也是一種家風的傳承，“奶奶跟父親講，天上一顆星照著地下一個人，如果你是個好人，和你對照的那個星就亮。”
部分資料參考：《我的父親焦裕祿》《為官之德，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祿》《蘭考縣誌》《我眼中的焦裕祿》《焦裕祿家風》
新京報記者 陳亞傑 編輯 胡傑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