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記者 劉喆 實習生 侯玥然
【編者按】
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教授、法國國家科學院資深研究員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長期從事中國歷史研究，是國際上久負盛名的社會史專家、上海城市史專家和中國精英史專家，著有《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和性》《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與現代化》等，並編有近現代中國視覺研究、戰時上海研究、土山灣孤兒院木刻人物等相關著作。
安克強教授的近著《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關註一個過去在中文歷史學界中鮮有討論的話題——死亡。在他看來，歷史學家研究過去，主要是同那些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裏的社會角色打交道，也可以說是在同死亡打交道。歷史學著作中不時遭遇死亡——戰爭、疾病、瘟疫、饑荒、叛亂、謀殺、刺殺、行刑、自裁等諸多事件，給史學領域留下一地屍體。但他並非要探討作為一種抽象理念的死亡，而是在“死亡社會史”的框架中，探討一個社會如何看待和處置亡者，如何自我組織和應對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人口，如何構建對死亡的感知與表征。
《鐮刀與城市》試圖闡述死亡在近現代中國城市社會中的意義。它以近現代上海為考察背景，借助文獻說明死亡對個人、私人及公共機構，乃至商業的意義。在研究死亡史的過程中，安克強教授將目光聚焦大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形式與表達，大眾與死亡有關的行為和信仰演變，以及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年之間管理死亡的模式。該書中文版近日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引進出版，澎湃新聞特邀譯者劉喆對安教授進行了專訪。
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
澎湃新聞：您的新書《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研究了近代上海城市中的死亡問題。死亡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禁忌，至少不是一個讓人感到愉快的話題，是什麼原因促使您研究這個看起來有些沈重的話題？
安克強：我研究這個題目是出於偶然。做歷史常會遇到沈重的題目，例如我過去研究的戰爭。決定做這項研究時，我本在研究視覺資料與歷史，大約是“戰爭的視覺代表”之類的主題。在上海檔案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參戰者相關材料很少，關於市民、普通百姓死亡的資料卻不少。當我還是學生時，“死亡史”是法國歷史學界的主流研究。我本無意研究“死亡”的相關話題，但當我開始看這些檔案，卻發現在中國沒有相關方面的研究。此前中國也有學者寫關於死亡方面的書，但基本都是從風俗、傳統來談，這些書的作者大多也並不是歷史學家。因此，我決定做這項研究，並將成果寫成一本書——也就是《鐮刀與城市》。事實上，我沒有刻意安排，僅僅是恰巧“遇到了”這個題目。
《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法]安克強著，劉喆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澎湃新聞：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變遷對於“死亡產業”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相較於其他行業，“死亡產業”在城市近代化過程中，改變程度較大嗎？
安克強：這個問題很有趣。確切地講，二十世紀的中國不能說有“死亡產業”，從十九世紀到1949年，都並無清晰的“死亡產業”概念。上海的近代化，對“死亡”的影響主要在於人口增長。近代上海的人口從三十萬激增至三百萬，由此可以想見每日死亡人數之巨。怎麼應對這一問題？中國自古以來的喪葬風俗、傳統儀式，在鄉村施行並無問題，但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該如何適應這些傳統風俗？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前，上海主要喪葬服務提供者大部分是小商店和會館，他們提供棺材、壽衣、葬禮組織等服務。但當時的上海並沒有形成“死亡產業”，其它一些行業，如糧鋪、肉鋪等可能會形成聯合會等行業性組織，喪葬業卻沒有。到了二十年代之後，受西方影響，上海也開始出現商業性質的殯儀館並發展成產業，可是這一產業亦未引起太多時人關註。這與歐洲的情況非常不同，歐洲是在十九世紀就有“死亡產業”同業公會了。
在上海一處碼頭等待船運的私人靈柩（圖片來源：S. J. Joseph de Reviers de Mauny，教會辦公室，裏昂，轉引自《鐮刀與城市》）
澎湃新聞：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當局有沒有各自明確的組織架構以及相關規定來進行死亡方面的管理？同樣是租界，兩個租界似乎對死亡管理的態度和容忍度是有區別的，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區別？為何法租界對此事處理的容忍度會如此之低？
安克強：在組織架構方面，兩個租界的區別不大。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對死亡管理的不同態度與政策，實質上反映了英法兩國文化差異。英法兩國公墓的歷史完全不同，法國早在18世紀前就禁止在城市內部設置公墓，但在英國直到19世紀中葉教堂中仍有墓地，直至衛生問題暴露。此外，法國政府很早就有管理公墓的傳統，法國公墓自18世紀至今均為公辦，相反英國公墓則多為商業性質。
兩國不同的公墓管理傳統，影響了他們在上海租界對“死亡”的管理。從法律層面上講，若參照條約規定，無論是在法租界還是公共租界，租界當局均未被授予與公墓相關的任何權益。然而，法租界仍實行嚴格管理策略，即使條約中沒有授予權利，法國人仍按照自己的習慣對公墓進行管轄。相反，英國人則最看重法制，因為條約中沒有授予對公墓的管理權利，所以他們就不管理。這導致當時所有寄柩所和殯儀館都集中在公共租界，因為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不禁止它們活動。在兩次四明公所血案之後，法租界公董局由於害怕發生類似事件，完全禁止中國人在法租界設置公墓。必須指明，從大的環境上講，根據當時訂立的條約，中國人不應住在租界，也沒有死在租界的權利（這其實是相當不公平的情況）。出於這個理由，法租界工部局會告誡同仁輔元堂和各會館不得處理租界中國人喪葬問題。兩個租界在死亡方面管理的區別，第一反映了文化和法律差別，第二反映了歷史經驗差異。
澎湃新聞：華界當局在不同時期是如何分工的？
安克強：1927年以前，上海並無“市政府”。上海的第一個市政機構成立於1895年，1905年後各區則分設市政機構。1905年到1927年相關材料極其稀缺，《申報》中可尋得少量消息，市政機構的有關檔案則完全未找到。不過我可以確認，一直到1927年，上海並無專門管理死亡問題的機構。當時的中國政府基本不管理這個問題，也沒有相關規定，主要依賴社會組織來管理。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出現了警察局、工務局等機構，但直至1945年之前沒有民政局。這一時期，警察局和工務局有時會管理一些死亡相關問題，衛生局亦有參與，總體上看政府仍不管轄死亡問題，依舊由社會組織處理，且政府對這些組織的掌控力較弱。一直到戰爭爆發之後，政府才出臺了較為嚴格的政策和措施，以迫使各社會組織遵守政府規定。戰後的1945至1948年，市政府控制力漸漸提升，其中1947至1948年曾嚴格規定公墓不可建在市內，所有屍體必須運至郊外，且這一規定確有落實。解放戰爭開始後，市政府的力量又逐漸衰退。到1949年以後，殯葬事務開始由民政局專管。即便在有專管職權的情況下，為了不與各社會組織發生衝突，民政局仍花費近兩年時間才得以將所有棺材運至城外。
總體上說，1949年之前上海的殯葬問題一直主要由社會組織自行處理。在戰爭時期之外的時間裏，“死亡”問題與那些直接關系百姓生活的問題相比，並沒有那麼重要和緊急。因此多數時候即使政府不加管轄，社會組織也能完成這些處理工作。
1945年前殯儀館和寄柩所的時空分布（圖片來源：視覺上海網站，轉引自《鐮刀與城市》）
澎湃新聞：在本書中，醫院在死亡管理方面的角色似乎提及較少，在這方面您有什麼可以向讀者們補充說明嗎？
安克強：我們現在想到死亡，會馬上想到醫院，因為大部分人是在醫院死去。但當時的情況並非如此。即使近代上海擁有全中國最多的醫院，醫療水平也最為發達，仍僅有很少一部分人會被送往醫院，因為去醫院需要錢。當時大部分人是在家中死去的，只有一些受傷、重病的人才可能在醫院死去，人們的感情傾向亦是寧可死在家中不要死在醫院。很多相關資料，如同仁輔元堂和普善山莊的檔案中，都有相關統計顯示在醫院死去的人很少。所以在處理死亡問題方面，醫院並不是主要機構之一，它的主要社會角色在於治愈病患。
澎湃新聞：同業公會在該行業裏的角色似乎不那麼強勢，其成員在和政府溝通時似乎也經常處於弱勢地位，但真正在處理過程中，他們除了“賣慘”之外是否有有效和當局周旋的辦法？
安克強：首先，如果討論“同業公會”，必須指明它是很晚才出現的，大約在1920年代末。我在書中曾談及“喪葬企業”出現過大幅增長，可是即便增長過後仍僅有三十余個，這個數字還是很小。其它行業如米鋪、五谷鋪等，很早就有同業公會，相較之下喪葬業的同業公會出現時間非常晚。到1949年之後，喪葬業同業公會地位逐漸提升，然而與同鄉會和其它會館相比規模仍較小。我在看檔案時，唯一有關同業公會獲得政府幫助的案例出現在戰爭時期。當時，同業公會將大批棺材運往城外時需要日本軍隊的批準文件，也需要獲準在租界外日占區購買土地設置公墓，這兩項活動得到了租界當局的支持。總體上說，企業和同業公會的檔案中，與政府的來往記錄較少，只有1940年之後發生棺材積堆現象時，才有一些溝通記錄。喪葬業的這一情況，和當時上海廣告業情況相似，廣告業也有由三十多家企業組成的行業公會，它們與政府來往同樣不密切。
澎湃新聞：書裏顯示如果會館、善會、寄柩所等出現空間不夠的時候，往往會選擇購買土地，他們能找到解決方案，但感覺這些方案上千瘡百孔，似乎他們永遠在被動地應對，這樣的理解是否準確？有沒有更“偷懶”和容易操作的辦法？比如直接扔河道等？
安克強：很難說這些組織是在“被動應對”。當時這些會館、善會、寄柩所等組織很重視死亡問題，重視每一具屍體的價值，也會在公墓土地被改作他用時，系統回收原本公墓中的屍體。即使面對窮人，這些組織也會體面地安葬他們。有些情況的確很難控制，例如1945年後難民占領寄柩所，這是連警察都無法控制的事情。但是總體上說，這些組織會提前買好土地，而不是倉促間臨時購買。寄柩所和公墓是並行的兩套系統，寄柩所中的棺材會被及時運出，送往公墓或是死者的故鄉。
澎湃新聞：從書中看到，雖然絕大部分人對死亡這個話題都心存禁忌、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書中似乎也透露出有部分人員可能會長期與死者共存，比如那些寄柩所和善會善堂等相關場所的管理人員。那些人員平時是如何管理寄柩所的？占領寄柩所的難民和占據建築的士兵除了把靈柩搬到露天的地方之外又是如何與這些靈柩共存的？他們怎麼來看待占領死者地盤這件事情？
安克強：很可惜，這方面的材料很少，我在檔案和報紙中從未見過相關文章。不過可以想像，這些在寄柩所工作的人，大概率不會喜歡這份工作。普善山莊和同仁輔元堂的員工，社會地位很低，歷史記錄中也不會有他們的聲音。但若有機會，他們想必不會從事如此低微的工作。
至於難民，他們只是在不得已之下住在寄柩所，他們通常會把棺材搬出寄柩所，將其當作普通房間使用。書中也有難民在寄柩所與棺材同處一室的圖片，這些難民即便厭惡這些棺材，也別無他法。
20世紀40年代上海的棺材鋪。（圖片來源：傑克·伯恩斯，《生活》，1949年，刊登於《上海任務：革命前夜的照片》，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3年，轉引自《鐮刀與城市》）
澎湃新聞：書中詳細介紹了船運寄柩的方式，那除了船運之外，有沒有別的運柩方式？
安克強：基本上沒有。上海地區和其它江南地區，河流較多，如果想用卡車運輸，不但需要修繕完好的道路，價格也很昂貴。就我獲取的資料來看，當時基本都是船運寄柩，並無其它運柩方式，這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澎湃新聞：普善山莊和同仁輔元堂承擔了大量的死亡管理工作，有沒有承擔對應工作的外國私人企業？
安克強：沒有。公共租界有兩家商業性殯儀館，會處理外國人的死亡問題，但沒有像普善山莊和同仁輔元堂一樣的外國組織。外國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死亡人數不多，壓力不大，1910年人數增長之後，才有大型的商業企業，當時主要是由家人來處理。租界當局在死亡管理工作方面，基本完全依賴中國的公共組織。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了一些名人的出殯情況，還有哪些名人的或者您非常想提及的葬禮但是目前沒有放到書裏的案例？
安克強：不多。也有其它書中沒有提到的大型葬禮，但他們大部分是西方人的葬禮。我主要研究中國人如何管理死亡，因此對這些西方人的葬禮沒有太多關註。另外，我很遺憾沒能看到盛宣懷的葬禮影像材料，他的葬禮當時有拍攝記錄，但後來遺失了。當時一定有其它大型葬禮，事實上當時上海每年會有幾千位富人舉辦葬禮。
另外，我之前使用《申報》做相關研究時，檢索很受限，現在的檢索條件相較那時先進許多。目前我正在用數據庫尋找相關材料，看看能不能對這個問題做一些補充。不過總體上說，我認為大人物和名人的葬禮沒有那麼重要。這些人在社會上影響力雖大，但僅僅多找其中幾個人寫寫他們的葬禮，不會對歷史研究作出很大貢獻。
澎湃新聞：火葬的引入，在社會各界都激起了巨大反響，很多人一開始很難接受，但書中也提及了有部分支持火葬的案例，雙方有沒有在輿論上有過論戰？精英與精英、精英與大眾之間是否在死亡的管理上有認識上的論爭？大眾有無表達自己意見的輿論陣地？
安克強：有關火葬的問題，不能說有論戰。當時政府方面有積極推行火葬的聲音，但它們屬於官方宣傳。普通群眾對這個問題如何看，找不到記載，我們的材料中沒有來自他們的聲音。從社會精英留下的材料來看，精英大多反對火葬，直至1945年之前，除了政府之外，很少會有人支持火葬。這些精英認為火葬是外來的、是錯誤的——其實中國早在宋代就有火葬盛行的時期，但19世紀社會精英們似乎忘記了這段歷史，而認為土葬是唯一傳統。事實上，當時社會上只有最最底層的窮人才會用火葬處理屍體，但這些人的聲音很難被聽見。“火葬”和“窮人處理死亡的方法”畫上了等號。1945年之後有申請火葬的例子，才開始有明確的手續和辦法，但是數字也很小。所以大部分人支持土葬和排斥火葬可以理解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社會原因，如果你在那個時期問一個中國人，一般得到的回答基本是土葬最好。
澎湃新聞：火葬除了觀念方面的原因，為什麼沒有成為一種現代性的先驅？
安克強：跟政策的推行可能有關系，其實直到現在的中國，大家仍認為土葬最好。即便1950年代政府主張火葬，仍然不是強制推行，直到“文革”之後，不再設土葬公墓，無奈之下火葬才成為主流。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了信仰與死亡管理的衝突，您如何看待這些衝突呢？
安克強：信仰本身不會創造衝突，衝突來自於其它因素，例如兩個不同社會組織，或是兩個宗教集團間的衝突。在現代中國的地方城市擴張中，會遇到公墓遷移問題，當地居民可能會反對遷移自己祖先的墳墓，繼而產生衝突。此類衝突與宗教信仰無關，應該說與社會信仰有關，且衝突從民國時期就一直存在。我認為這些衝突是可以化解的，因為信仰本身並非絕對，中國人關於死亡方面的信仰也在不斷改變。信仰與傳統本身在發生變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原來的信仰習俗往往難以維系。我認為現在與火葬相關的多數衝突應屬意外情況，總體上講，中國人的思想在經歷近代化變遷。
澎湃新聞：對於不配合改造的行會成員，書中有新中國的相關機構對有關單位進行具體改造的措施，但是部分單位也會對上級部門申訴他們的困難。此後情況有所緩解，且同業公會迅速轉變了態度。中間發生了什麼？是否解決了相關問題？
安克強：這個問題比較復雜，1949年之前，有不同機構管理死亡，包括慈善組織、會館和商業性企業。1949年之後，這三種機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商業性企業隸屬於工商業聯合會，它們需要遵循新法律行事。會館經合並後，歸上海市公所會館山莊聯合會管理。普善山莊和同仁輔元堂則單獨存在，我目前完全不知道這兩個機構何時解散，只知道它們1954年仍存在，直到1949年之後，政府仍然需要這兩個機構來處理屍體。
1949年後的新中國政府，一方面有處理大量棺材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想禁止相關商業性企業和會館繼續在城市內擁有組織和場地，對其加以管理。無論是商業性企業還是會館，當時唯一能和政府商討的方面只有棺材運送問題，他們出於觀念的問題並不希望政府將棺材送去火葬場處理，其他方面基本就是服從政府安排。1949年前後他們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之前會有針對民國市政權的抵抗，雖然也沒有特別多的抵抗的原因，但1949年之後這種現象就不多了，同業公會開始接受新中國的改造，接受了新話語的表達。隨著他們的收入越來越少，逐漸無法維系正常活動。從1949年之後的檔案來看，行業內和政府所溝通的最多的內容主要在公私合營方面，但這是出於其經濟方面的原因，而不是針對死亡活動管理，至少從檔案話語的表達中來看，他們的口風是比較趨同的。當然，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澎湃新聞：雖然人口數據不全，但是近代上海無論是城市還是人口規模的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然而相關行業和意識的發展往往滯後，那華界和租界當局怎麼應對死亡激增的問題？是否有類似於像上海地產開發那樣的“房地產熱”的現象？比如是否有地上棺堆積激增，善會行會及當局在某一時間段內大量購買土地置業建造相關設施？等等。
安克強：近代上海的死亡人口激增，主要發生在兩種情況下。其一是發生大規模傳染病，在當時主要是霍亂。近代中國的霍亂以19世紀時最為嚴重，當時報刊上可見幾萬人大規模死亡的報道。可是那時關於死者屍體處理的材料很少，也就使得我們無法研究對死亡人口激增問題的應對方式。到1900年之後，霍亂雖仍導致大規模患病，但由於疫苗開始推廣等原因，疫情有所控制，不再有大規模死亡事件了。
其二是發生戰爭。對於租界來說，戰爭除了造成直接死亡和引起饑荒之外，也導致大量難民湧入。在幾個星期內，可能有百萬人從華界搬到租界，進而引起租界內死亡人數暴漲，因此租界當局只能采取一些嚴格措施，包括火葬。在1938年之前，租界的主要做法還是由社會組織回收屍體並搬至租界外，但到1938年之後，死亡人口過多，且租界已為日軍所包圍，外運屍體困難，無奈之下，只能實施火葬。除了這兩種情況之外，死亡人數通常隨人口增長而增長，不會激增。
澎湃新聞：在本書結論部分，您曾經提到“死亡不是一件平等的事，死亡重新確立並強化了社會秩序”。這似乎與我們公認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觀點相悖。您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體現了死亡不平等現象？
安克強：當時死亡的確非常不平等，這個“不平等”有兩方面解釋。第一是屍體被處理的方式。少數有錢人可以依靠殯儀館等商業服務，可以辦很體面的葬禮。但在不那麼富有的大多數人中，僅有一部分可以依靠會館和同鄉會資助辦葬禮或運送棺槨，剩下的則只能依靠慈善機構，在死後成為“無名的”屍體。社會地位和收入，直接影響了屍體能得到何種處理。第二是葬禮本身。中國人很重視父母及祖先的葬禮，如果足夠富裕，可以舉辦盛大的葬禮，有百人甚至千人送葬。寄柩所和公墓，也有不同等級的屍體處理方式與安葬規格。死去的人自然無法在乎自己的葬禮，可對於他們的家人來說，葬禮卻是一種社會地位的體現。當時上海每年會有幾千個較大規模的葬禮，然而這數字與每年死去的人數相比，微不足道。
不過，普善山莊和同仁輔元堂對屍體的處理，常常讓我想起張藝謀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對於任何能夠收集到的屍體，他們都會盡量給予一點力所能及的安葬禮儀，以及告別儀式。
澎湃新聞：從您以前研究近代上海妓女到最近這本書研究上海城市中普通人的死亡，您的研究似乎始終聚焦在底層民眾，是否有什麼特殊的因素影響了您的學術興趣？您在本書前言中提到您的家庭在二戰中的經歷影響了您對戰爭歷史的興趣，能否跟我們詳細講講呢？
安克強：戰爭在我家是很重要。我爺爺曾參與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童年時總聽我爸談起戰爭中的故事，後來因為年邁，他並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對我影響更大的是我母親的家庭 。我外祖父是科西嘉人，參加過二戰，並曾為德國所俘，在戰俘營中生活過好幾個月。外祖父從營中逃回法國，繼而參加地下抵德運動，成為一位炮彈專家，他的家中甚至存有各式槍支炸藥。外祖父的幾位兄弟，也都參加過戰爭，我年少時聽他們講過許多故事。看到現在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戰爭，我也會聯想起祖輩顛沛流離的往事。我從小就對戰爭相關的題目有興趣。戰爭相關的題目非常重要，在戰爭中，人們往往需要作出艱難抉擇。我的家庭就曾多次面臨這樣的選擇，二戰最後兩年，外祖父因一直從事地下抵抗工作被迫離家，母親和姨母則被送至偏遠小城，與親人分離。
你們大概知道，直到現在，我主要的研究題目仍是中國精英，我的第一篇博士論文也是集中研究地方精英的，這兩個研究之間是有關聯的。研究那些“沒有聲音的人”，一方面和我所受學術訓練中法國歷史學界的傳統有關，另一方面和我本人的社會背景有關。我是平民出身，因此也一直對普通人有興趣。在完成《1927-1937年的上海》那本書時，我已經決定了會繼續研究上海，同時也決定要研究底層老百姓，如乞丐、毒販、妓女等等。我搜尋材料時，發現有關妓女的資料較多，因此寫作了《上海妓女》。我研究戰爭，也是想要研究戰爭對百姓的影響。如果還有時間，我接下來可能會繼續研究小偷和謀殺犯，這些人或許也會反映社會的構造與變遷。我不是出於任何政治立場因素，或是因為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才研究底層群眾，我研究底層群眾，只是因為對他們有興趣。我希望在這方面能出現更多研究，希望中國年輕的歷史學者們也能研究這些題目，包括死亡。
安克強教授部分著作書影，圖片來自安克強個人網站：https://ankeqiang.org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