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芝、薛翠
1994年1月1日，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EZLN）打響反擊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槍，如今邁進第28個年頭。本文作者於2021年為澎湃新聞撰寫了四篇文章，紀念其紮根建設海螺自治區的奮鬥經驗，婦女參與的重要角色，在拉丁美洲原住民抗爭的歷史長河的意義。2021年6-7月，幾位年輕的薩帕塔人乘船漂洋過海到歐洲，宣示曾經被歐洲入侵殖民的美洲原住民之到來，不僅象征原住民抗爭的文化綿延不絕，而且，譴責歐洲野蠻資本主義道路挾持人類走向滅亡。瑪雅青年無畏地繼承了先輩頑強鬥爭的精神，究其源頭，既不僅聚焦於舉世震驚的1994年起義，也不僅關乎於號稱切格瓦拉第二的馬科斯副司令（Subcomandante Marcos）一位英雄。理解薩帕塔，更需要我們叩訪墨西哥原住民500年血淚史，尤其1960-1980年代，那種在絕境中反抗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的歷史脈絡，梳理尋求自治的原住民、實踐解放神學的教士、抗暴的武裝遊擊隊三方力量錯綜復雜的關系。
2021年6月15日-7月19日，全球大學堂舉辦了第八屆南南論壇：“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與創造未來”，其中6月29日的研討，名為“墨西哥：1960-70年代恰帕斯原住民社區動員軌跡”。2022年1月20日開始，全球大學堂將舉辦2022南南大講堂（系列一）“與瑪雅人同行：墨西哥恰帕斯州原住民宇宙觀與可持續實踐”，講者是來自墨西哥的赫韋爾·巴爾加斯（Javier Vargas）和凱瑟琳·賽布·巴爾加斯（Kathryn Seib Vargas）。受到解放神學的啟發，協助支持原住民抗爭的神父魯伊斯主教開展工作，赫韋爾和凱瑟琳分別從1961年和1970年深入拉坎頓叢林，積極參與瑪雅原住民社區建設。當地按語言分為策爾塔爾、佐齊爾、托霍拉巴爾和喬爾四大社區，他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策爾塔爾社區。他們向瑪雅原住民虛心學習，如何應對逆境，孕育希望。並肩同行的裏程碑之一是在1974年舉辦的第一屆墨西哥原住民大會，向世人宣示了堅持走另類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這個系列講座一共7次，根據瑪雅人的宇宙觀分為13個部分，命名為“意識覺醒的13個月”（1.宇宙聯系的隱藏意識、2.社區的文化意識——習俗和慣例、3.對神聖的意識和對社區任務的順從、4.融入新能力和技能的意識、5.在主導文化面前的原住民的身份意識、6.對共同利益的認識是社區的實踐、7.服務和提高社區話語權的意識、8.意識到原住民的歷史貢獻、言語和尊嚴、9.原住民權利/人權的集體意識、10.對原住民團結的認識、11.作為有明確目標的、有組織的社區的意識、12.超越和貢獻的宇宙意識、13.面對今天的挑戰所需的意識和實踐）。【講座時間與註冊二維碼見文末海報】
赫韋爾和凱瑟琳將講述個人軌跡、情感、反思，輔以照片、圖像與歌聲，帶領大家進入時光隧道，重溫與瑪雅原住民一起艱苦奮鬥的叢林歲月。這段寶貴的歷史經驗承先啟後，為1994年反擊新自由主義第一槍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奠下了厚實的基礎，同時，印證了500年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解放運動，到今天依然綿延不絕。
苦難的恰帕斯與原住民的自組織傳統
恰帕斯，墨西哥最貧窮的州之一，卻同時不僅是墨西哥、而且是世界的無價寶藏之所在。恰帕斯州擁有墨西哥最為豐富、潔凈的水資源。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國的3%，發電量占全國的5%。到1980年，該州擁有全國50%的水力發電能力，等於全國20%的各種來源的電力。恰帕斯地下沈睡著多種珍稀礦藏，石油儲量豐富。同時，這裏極為豐富的生物種群早已為諸多號稱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的歐美“專家”所“采集”（即盜竊），美國市場上早有數十種古老的印第安草藥被註冊專利、壟斷生產，甚至數千年來，印第安人最為古老的飲料玉米飲亦成了美國市場上的專利產品。如果說，當年的殖民掠奪曾將無數印第安原住民從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麼今日，他們勉強躋身的叢林深谷卻再次成為新殖民主義資源戰、生物戰的場域。
恰帕斯的經濟、戰略意義遠不僅如此。作為地理奇觀，特旺特佩克地峽、那崇山峻嶺間一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叢林。200年來，這始終是北美世界所覬覦的、連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為便捷的通道；隨著巴拿馬運河的運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峽，同時將原住民最後的棲身地開發為原材料產地、由廉價勞動力組成的若幹大加工基地，便成為美國更為緊迫的需求，在1980年代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政府的配合下密鑼緊鼓的推進。
為了各種開發原材料項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資大興土木。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總長約3000公裏；到1975年，數字翻了一番。1973年，單單一年的高原地區的公路預算，等於居住在那裏的大約30萬個家庭所需的所有糧食的開支。基礎建設項目接踵落實，地主擴大原材料買賣市場，搶奪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擴大生產。另一邊廂，許多原住民在發展政策的擴張中，放棄了土地與耕作，改行做采挖業工人與建築工人，進而生計深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驚金融界的聲明：“本國無法按期履行償債義務。”這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開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債務困境。
恰帕斯的原住民苦力。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場、咖啡種植園，以及小塊家庭土地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沒有真正落實。原住民十分貧困，他們所生活的地區耕地短缺——森林覆蓋的低地的土壤貧瘠，高原地區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來，原住民社區領袖發聲反抗，卻慘遭謀殺。1974年，在聖克裏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舉行第一屆原住民大會，參會者來自多個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爾塔爾人（Tzeltales），330名佐齊爾人（Tzotziles），152名托霍拉巴爾人（Tojolabales）和151名喬爾人（Choles），代表了327個社區，約30多萬瑪雅原住民。這屆大會堪稱原住民團結頑抗的裏程碑。會前一年，所有社區全民參與討論，同時培訓不同方言間的傳譯，不依賴殖民者的語言西班牙語作為唯一的溝通媒介。
1974年，第一屆墨西哥原住民大會
1970年代，當原住民的戰鬥力增強時，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從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義（top-down indigenism）轉為“參與性原住民主義”（participatory indigenism），努力將原住民領袖和組織收編。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況下，如政府創建的印第安人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Indian Peoples， CNPI），“官方”組織發生分裂，產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並活躍在自治運動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在承認原住民權利方面走在前列，為原住民組織提供了更佳的政治發展機會。1990年，墨西哥修改憲法第四條，承認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構成的國家，並賦予原住民文化權利，不過，墨西哥政府與原住民領袖匆匆進行了幾次“磋商”，卻把大多數組織和社區排除在外。這種策略導致了區域自治會議抗議原住民在實施憲法第四條的立法過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國範圍內討論自治的平臺。1993年9月6日，在瓦哈卡州，名為“窮人構建社會政策”（The Poor Construct Their Own Social Policy）的全國性民間社會形成，來自格雷羅州（Guerrero）、瓦哈卡州（Oaxaca）、恰帕斯州和伊達爾戈州（Hidalgo）的原住民代表聚集在一起，對政府實施憲法第四條的計劃提出了批評。類似的會議也在墨西哥各地舉行。許多原住民組織參加了1992年抗議500年殖民主義的活動。因此，早在1994年薩帕塔起義之前，就有了原住民自主組織的重要先例。
正如塞繆爾-魯伊斯-加西亞（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所說，從一開始，薩帕塔人就提出了國家政權與地方自治的關系：“那些認為他們可以把恰帕斯的問題從國家背景中分離出來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的人，什麼都不懂。這是一個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問題，因為原住民不僅在恰帕斯。他們的情況在各地都是一樣的，所有的人都一直認同薩帕塔的事業，即便不認同其手段。”
1996年由政府與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達成的《聖安德列斯協議》（San Andres Accords），要求國家承認原住民在國家之下的集體權利的概念，乃一脈相承的鬥爭成果。
500年抗爭歷史長河
在委員會裏，我們辯論了整個下午。
我們在語詞中尋找SURRENDER（投降）這個詞，但我們沒有找到。
在佐齊爾和策爾塔爾語言中沒有這個詞。
也沒有人記得這個詞在托霍拉巴爾或喬爾語言中存在。
——馬科斯副司令《“投降”並不存在於真正的語詞中》
瑪雅“遺民”頑強抵抗殖民者由來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戰爭於1524年開始，但瑪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疊戈·德·馬紮裏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領導的部隊鎮壓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時期發生了多次叛亂，歷史學家強調了“1712年策爾塔爾起義”（The Tzeltal Rebellion of 1712），甚至將其稱為“坎庫克共和國”（Republic of Cancuc）或者“策爾塔爾共和國”（Tzeltal Republic）。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間敵對關系在1711年進入了新一輪的危機，原住民的抗爭，挪用了天主教的聖母形象。在聖瑪麗亞（Santa María）的佐齊爾社區，據說“具有原住民特征的聖母”通過木雕向兩名佐齊爾村民顯現，此事在鄰近的社區中引起了騷動，宗教裁判所趕緊沒收了這個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稅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額傭金，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導致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當局。此時，聖母的身影再次出現，這次是坎庫克社區的一名村民看到聖母顯靈。這被起義軍解釋為新的信息。起義軍為了保護這位“與聖母溝通的媒介”，組建了“聖女兵團”，匯集了32個策爾塔爾人、佐齊爾人和喬爾人社區，隊伍中有三千名民兵。聖女兵團通過半秘密的宗教活動來招募支持者，從而使原住民堅持自己的組織結構，也保持了與王室相對獨立的特性。
原住民參與教會活動。
後來，在西班牙人的挑撥離間下，族裔間的衝突、領導人被收編，以及新西班牙軍隊的殘酷打擊，結束了“坎庫克共和國”。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義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亂的種子逍遙法外”。殖民者為了讓起義者記憶中保留失敗的印記，報復西班牙人的人被殺，並割下所有起義者的“同謀者”一只耳朵。
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瑪雅原住民的抵抗時而公開，時而隱蔽，但始終存在。該地區的原住民和整個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一樣，經歷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滅絕，是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但是，無論是通過加入獨立軍的行列，還是通過在革命期間加入薩帕塔領導下的南方解放軍，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積極參與了墨西哥建國偉業。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別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長期殖民戰爭中，並沒丟失自己的身份認同。社會清洗與種族滅絕政策，卻加強了原住民的社會凝聚力和集體意識。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戰爭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大致是失敗的，其無法把西方理性作為唯一的思維方式，或者將天主教作為唯一的精神表達方式，強加給原住民。在20世紀末，抵抗再次出現在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中。正如墨西哥社會學家González Casanova所描述：“瑪雅人在眾多抵抗西班牙征服的族裔中脫穎而出。在尤卡坦和危地馬拉，他們直到1703年才被征服，並很快再次起義。”在恰帕斯，他們於171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起義。瑪雅文獻《契倫巴倫》（The Book of Chilam Balam）中提及，“瑪雅人的訴求是秘密的、憤怒的、暴力的，卻沒有乞憐的。”
歷史見證了瑪雅人在1994年1月1日再次起義。
毛驢上的主教
原住民的訴求，日益得到墨西哥的非原住民的同情與支持。針對政府提出的大赦提議，馬科斯副司令問道：“為什麼要由我們來請求赦免？”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作家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被馬科斯的雄辯所折服：“這真的讓我感動——不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而是我們才應該是要求赦免的人。我不會對我們的權威人士，特別是恰帕斯的權威人士所要承擔的責任視而不見，也不會對這個富裕省份的自私和狹隘的安逸階層同樣要承擔的責任視而不見。這一責任也延伸到整個墨西哥社會。幾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對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慘況負有責任，因為我們以被動或冷漠的態度縱容莊園主、牧場主、地方的傳統勢力（Caciques）和腐敗政客的敲詐和虐待。”
正義之士直面殘酷現實，轉向支持原住民抗爭的生動例子，非魯伊斯主教（1924-2011年）莫屬。1959-1999年，魯伊斯擔任恰帕斯州聖克裏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主教。1960年代，解放神學席卷拉丁美洲，魯伊斯的教區積極幫助原住民社區，魯伊斯曾經在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制度黨（PRI）之間的衝突中擔任調解人，舉世觸目。
魯伊斯出身白人底層社會，母親是女傭，父親是農業工人。1952年，魯伊斯獲得格雷戈裏安大學哲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墨西哥瓜納華托，在萊昂神學院任教。1960年，魯伊斯被祝聖為恰帕斯州聖克裏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主教，直到2000年退休。
在他擔任主教的早期，魯伊斯贊同關於教會和福傳的傳統觀點。魯伊斯的第一封牧函警告共產主義在墨西哥發展的危險。當時教區內早期的福傳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側重於西方的社會變革方法。慕道者往往向原住民社區傳達接受現實的信息，而不是提高改變現實的意識，這與當時的政府政策是一致的，往往是以“發展”和“文明”的名義要原住民順從。
抵達聖克裏斯托瓦爾不久，魯伊斯騎著小毛驢巡視他的教區，訪問每個城鎮和村莊。在途中，教區的真實情況令他十分震驚。1993年，他寫的牧函反映了這一段自我反省的經歷：“我們只用自我的民族中心主義標準來判斷當地習俗。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站在了壓迫原住民的一邊。”魯伊斯開始慢慢識別並挑戰壓迫的結構，質疑政府和軍隊的結構，以及教會中支持這些制度的人物。他鼓勵原住民社區掌握自己的生活，公開表示恰帕斯的窮人是結構性壓迫和制度化暴力的受害者。魯伊斯傾盡全力扶持瑪雅原住民的社區建設。
魯伊斯主教和瑪雅原住民
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1962-1965年召開，重點討論了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並使教會向神學發展和對話開放。會議鼓勵將講道內容翻譯成當地語言並向社區宣讀，並鼓勵教會更多地參與解決社會問題。魯伊斯參會受到激勵，將經文翻譯成當地的各種方言並付諸實踐。魯伊斯從思想到語言，受到原住民文明的熏陶，學會了四種瑪雅方言。
1967年，魯伊斯主教成為墨西哥主教主理原住民委員會（CEPI）的主席，1968-1972年，被任命為拉丁美洲主教會議（CELAM）傳教部主席。1968年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的這次會議形成了共識，即拉丁美洲的貧困和壓迫的根源是結構性問題，是由美帝國主義的擴張和發展倫理所產生的。魯伊斯認為，主教對窮人和被剝奪權利者越來越多的關註，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有一定的一致性，後者強調“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巨大衝突起源於“遵循最大利潤原則的企業家對工人的剝削”。這種解放神學對政府機構和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構成了威脅。實行這些解釋聖經的新方法，並鼓勵窮人為自己的權益而戰鬥的地區被貼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簽，往往受到打壓。
墨西哥政府多年來壓制恰帕斯的抗議活動，以創造必要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確保其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不難想象，政府對1994年薩帕塔的起義感到非常憤怒，並指責魯伊斯的牧民理念與實踐是薩帕塔起義的根源之一。
魯伊斯被選為談判的調解人，他解釋：“很明顯，教區不能不參與其中。我們的工作既不是代表薩帕塔人去找政府，也不是代表政府去找薩帕塔人，而是調解雙方的矛盾，讓雙方在談判中相互信任。”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與政府的談判中，不僅要求憲法承認原住民自治地位，還要求改革讓他們遭受壓迫的根源：國家系統結構。
1995年2月，墨西哥政府抓捕14名被認為與薩帕塔組織有關的人，其中8人被移交給司法當局，還繳獲了重要的武器庫。當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拉坎頓叢林受到墨西哥政府的軍事圍攻時，馬科斯向政府軍發出了以下信息：“地獄見”。經幾番調停，1996年，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和聯邦政府簽署了《聖安德列斯協議》，承諾對恰帕斯原住民給予基本的尊重，授予參與決定其發展計劃的權利，對行政和司法事務的控制權，以及自治權。可惜，政府沒有實踐承諾。1998年，魯伊斯主教指責政府的和平進程是虛假的，憤然辭去和平調解人的職務，委員會也隨之解散。但是，魯伊斯繼續充當恰帕斯州的保護者和支持者，倡導原住民的人權，直到2011年去世。
魯伊斯主教（左）與馬科斯副司令（右）
2000年，魯伊斯主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西蒙·玻利瓦爾國際獎（Simon Bolivar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為保護恰帕斯原住民所做的工作，致力於促進拉丁美洲人民的人權和社會正義。
1997年，魯伊斯主教獲得馬丁·恩納斯獎 （Martin Ennals Award），接受訪問時，說：
“我曾經訪問一個村莊，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和那裏的村民一起慶祝。之後，我和一位慕道者走到外面，他對我說：‘親愛的主教，我們知道你要來有一段時間了’。我問：‘有多久了？’他說：‘四個月啦’。誰告訴他們的？‘那個大地主’，‘他說你要來，而且會和他住在一起。他還向我們要了一筆錢。我們已經支付了你們在這裏的住宿費。’四個月來，每個農戶每周貢獻5比索，涵蓋了14-15個村莊。這是我喝過的最昂貴的一杯咖啡。也是最後一次。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對農民的壓迫與教會領袖之間存在著聯系。我告訴農民，我寧願和他們待在一起。這件事打破了教會對本地村民的管治權力。當情況惡化的時候，我們不能保持沈默。因為當時沒有人敢於反抗。悲慘的事情發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們有一盤前段時間的錄音帶，裏面有一些妻子的陳述。她們哭著說，地主是如何把她們的丈夫從農業部那裏得到的土地上趕出去。她們親眼目睹丈夫活活被燒死。”
“為了抗議主教的行為，有一個當地機構得到地方和聯邦當局的支持。人們還來燒毀教堂和主教的房子。作為教會，我們理解‘受夠了’的吶喊，理解薩帕塔人面對壓迫所並發的暴力。雖然暴力不是解決辦法，但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暴力源自於絕望。”
魯伊斯主教被稱為“Tatic”，在瑪雅語中意為“父親”，深受原住民敬重。1992年，當他遭到教會的保守勢力攻擊的時候，15000多名原住民從山上跑下來，舉行一場從帕倫克（Palenque）到墨西哥城的遊行（約1000公裏），這次抗議活動被稱為螞蟻遊行（Xi Nich），乃恰帕斯州歷史上最大的抗議活動，甚至比1992年反對西班牙侵略500周年的抗議活動還要聲勢浩大。
恰帕斯原住民社區
拉美解放神學浪潮
像魯伊斯主教這樣批判主流教會的基督教神職人員，早在征服戰爭和殖民化進程中出現，譴責西班牙王室對原住民實施的暴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神父（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典型的例子。幾個世紀後，在獨立戰爭期間，兩位神父發揮了重要作用：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何塞·瑪麗亞·莫雷洛斯·帕翁（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然而，直到20世紀下半葉，人們才深入分析了教會及其陪伴社會運動的作用。
二次大戰後，為了加強天主教會，教皇約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召開了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1962年至1965年期間舉行。在那次會議上，天主教內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別是“反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分歧。作為這次會議的一部分，教皇保羅六世（Pope Paul VI）——他在約翰·保羅二十三世去世後接替他——呼籲拉丁美洲主教團更新其願景和做法，使之與現實更加一致。
為了響應這一號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了第二屆拉丁美洲主教大會。這次會議的組成、討論的問題和得出的結論，對天主教會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麥德林會議期間表達的許多觀點，主張教會應譴責第三世界政府對窮人的系統壓迫和剝削。與會者同意不僅要譴責剝削和壓迫，而且要行動，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幫助，以有組織的方式，使貧困的人們能夠成功地改變其貧困狀態。
恰帕斯原住民社區宗教活動。
麥德林會議的結果鼓勵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會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這個大陸的特點，即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結構產生的明顯的剝削關系。
阿根廷/墨西哥哲學家Enrique Dussel指出有三代解放神學家：第一代是在殖民時代對西班牙王室進行批評並站在印第安人一邊的神學家，如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Fray Antonio de Montesinos），多明戈·德·維科（Fray Domingo de Vico）和巴托羅梅·德拉斯·卡薩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何塞·瑪麗亞·莫雷洛斯·帕文（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塞爾凡多·特雷莎·米耶（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他們領導了使墨西哥成為自由和獨立國家的鬥爭。第三代出現在20世紀下半葉，並在麥德林會議後變得清晰，如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秘魯）、萊昂納多·博夫（Leonardo Boff）（巴西）、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哥倫比亞）、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尼加拉瓜）、讓·貝特朗·阿裏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海地）、費爾南多·盧戈（Fernando Lugo）（巴拉圭）、奧斯卡·阿努爾福·羅梅羅（Oscar Arnulfo Romero）（薩爾瓦多）、塞爾吉奧·門德斯·阿爾塞奧（Sergio Méndez Arc）和塞繆爾·魯伊斯·加西亞（Samuel Ruíz García）（墨西哥）。
解放神學的出發點是對現實和帶來這種現實的歷史進程的具體分析，但總是在神學層面上。德國神學家Franz Hinkerlammert指出，解放神學認為貧困是“主體之間相互承認的否定”，一個有窮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這種上帝的缺席存在於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於窮人身上。窮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有效的存在—是由不存在來提供的。”出於這個原因，解放神學家選擇幫助窮人，讓他們脫離貧困狀態，讓所有主體得到承認，並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國。
梵蒂岡和一些地方的正統勢力對此作出反應：一場針對解放神學家的立場和工作的抹黑運動開始了，他們被指控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與遊擊隊有關系，等等。根據這種解讀，梵蒂岡認為解放神學家是仇恨和暴力的推動者，所以不配做天主教會的代表。
這樣一來，拉丁美洲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之間的共生關系。解放神學家們對成為教會層級結構的一部分不感興趣，工作更註重社會組織，與窮人和無產階級一起。隨著辯論超越了話語和知識層面，在實踐中，由基層教會團體（Base Ecclesiastical Communities ，CEB）組成的運動日益壯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發展成為政黨。墨西哥的基層教會團體起源於最貧窮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在遭受剝削、饑餓、壓迫和痛苦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中。主要行動者是原住民和農民、工人、失業者，他們在牧師、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於優先選擇窮人，是墨西哥教會的希望種子。基層教會團體和聖克裏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以魯伊斯主教為首——在原住民社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他們積極參加了1974年第一屆原住民大會。教區的工作加強了原住民的內部組織，促使他們與該州、墨西哥和世界的類似組織建立聯系網絡。
在這過程中，恰帕斯教區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觀所顛覆或影響，以至於一種“原住民教會”開始形成，由2608個社區組成，有400名預執事和8000名慕道者，與教區的結構協調，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魯伊斯主教在原住民社區領導的工作，成為後來新薩帕塔主義者的政治工作的理想前奏。許多曾經是“原住民教會”的預執事和慕道者的原住民，後來選擇加入了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行列。
1994年1月1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起義背後，有復雜的政治和文化願景的網絡，交織在一起，突出了社會很大一部分人被壓迫和剝削的現實。這不僅是一場爭取原住民權益的鬥爭；《拉坎頓叢林第一宣言》提到他們的鬥爭要廣泛得多，是“為了墨西哥人民”。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會現實與各方參與的歷史，便會看到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本身是綜合體，一個社會進程將墨西哥和全球的廣泛的社會訴求、鬥爭傳統和批判思想結合了起來。
恰帕斯原住民婦女集會。
恰帕斯州遊擊隊
在這個錯綜復雜進程中，有意思的是，和平主義的教會竟與所謂“暴力手段”的遊擊隊相輔相成。
1969年8月6日，在新萊昂州蒙特雷（Monterrey），“民族解放力量”（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orces，FLN）成立。領導該組織的是塞薩爾·赫爾曼（Cesar Germán）和費爾南多·穆尼奧斯·亞涅斯（Fernando Muñoz Yáñez）兄弟，阿爾弗雷多-紮拉特（Alfredo Zárate）和勞爾·佩雷斯·巴斯克斯（Raúl Pérez Vázquez）。該組織的策略是在沈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與國家力量正面對抗。1972年，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Cesar Germán Yáñez）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為“鉆石”（El Diamante）的營地，“薩帕塔遊擊隊核心”（Emiliano Zapata Guerrilla Nucleus， NGEZ）就是從這裏開始運作的。“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後，在塔巴斯科（Tabasco）、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韋拉克魯斯（Veracruz）和新萊昂（Nuevo León）都有網絡。
1974年2月14日，在位於墨西哥州聖米格爾-內潘特拉（San Miguel Nepantla）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The Big House”），“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軍隊的襲擊。5名遊擊隊員被殺，16人被捕。同時，恰帕斯州的奧科辛戈（Ocosingo），“鉆石”營地遭到襲擊，幾名遊擊隊核心成員被殺；有一些人逃脫，包括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
從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頻繁地進入拉坎頓叢林。許多學生從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的大學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學（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和查平戈自治大學（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Chapingo），“民族解放力量”的許多活動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豐富組織經驗的政治化原住民團體的幫助下，同時得到來自大學的新激進分子的支持，馬科斯副司令等領導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的第一個營地成立了，名為“虱子”（The Tick）。馬科斯副司令解釋說，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政治軍事團體，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經驗的原住民，以及來自叢林的原住民運動。馬科斯提到的第三個部分在1983年後成為該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了“在沈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階段；但這次主要是在該地區沒有政治武裝經驗的年輕原住民中尋找戰士。
第一批進入拉坎頓叢林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成員很快就發現他們生活在與其思想理念截然不同的、異常陌生的現實。在最初幾年，他們不僅沒有與原住民建立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有時他們迫害我們，因為他們說我們是偷牛的，或者是女巫或土匪。許多現在是同誌甚至是委員會指揮官的人，在那個時候追捕我們，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壞人。”
與原住民社區的接觸導致了原有群體徹底的自我改變。馬科斯講述了脫胎換骨的過程：“我們真的遭受了再教育的過程，重新改變了風格。仿佛他們解除了我們的武裝。仿佛他們解除了我們所有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城市文化、詩歌、文學——所有構成我們一部分的東西，甚至解除了自己不知道擁有的東西。他們解除了我們的武裝，然後再次武裝我們，但以不同的方式。而這是生存的唯一途徑。”
遊擊隊核心在恰帕斯發展工作，卻是在吸收采納原住民不同的宇宙觀與抵抗傳統，才成熟起來，成為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
恰帕斯原住民教會學校
印第安人的沈默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1976年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沈默的政治：印第安人的長征》（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1973年，拉丁美洲原住民大會在巴拉圭和委內瑞拉召開，幾千人出席，盡管經歷了幾百年的殖民甚至種族滅絕，仍然相濡以沫、互相砥礪。圍著火堆取暖，喝著咖啡以“欺騙饑餓感”，唱歌跳舞，“覺醒的時刻，是我們要書寫自己的歷史的時刻”。德·塞都從這次大會出發，回顧歷史，指出資本主義把民眾剝離於土地和生產資料，被趕進礦坑和莊園的“第一批無產者”，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殖民者爾後把這個模式用在歐洲本國，打造了歐洲的無產階級。相比起駭人的殺戮、迫害、強奸的政治事件，延綿不絕地傷害原住民的，是經濟異化、文化支配、社會羞辱，這是每天每時每刻的日常的族群滅絕暴力。
可是，原住民有著“悠長的記憶”，未必書寫流傳，卻烙印在他們身體上，一如被傷害淩辱的大地母親的身體，在困苦和反抗中，構建政治重生的意誌。沈默，卻沒有湮滅。
原住民族群維持社區自治最根本的，是與土地的關系。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常見的由法律確立的個人私有制，而是社區土地和其他“資源”並不世襲，即使分配給人使用，也連帶著義務與責任。微型的社會政治體，聯合編織成網絡；它們的存在，基於傳統生活裏的默契互動，因此，社會模式的組成，沒有領導者分立的代表形式，也就是說，大部分原住民社群是蜂巢模式，不是層級化和權力集中的，因此無所謂反對權力中央化的架構。可以說，這種民主的、自治的生產和生活模式，同時帶有農業社群與印第安社群的特色。
原住民的社會模式，經常被自居“現代文明”高地者嗤之以鼻地貶為“前現代”、“落後愚昧”。可是，當歐美所謂“發達國家”紛紛出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危機，當資本主義顯現它的無解的兩極分化、金融壟斷與氣候崩塌之時，要讓人類和萬物有一線生機，必須尋找新的可能性。那麼，原住民飽受蹂躪但不完全臣服於由種族滅絕和種族主義衍生的資本主義的淫威的經驗，超越內生於資本主義的貪婪和人類中心的宇宙觀，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與現實的參照。正如副司令馬科斯所引用的——“投降”（surrender）這個詞不存在於托霍拉巴爾或喬爾這些原住民的方言中。他們在沈默中堅持不屈。
與此同時，原住民的組織和鬥爭經驗，不應被浪漫化。一方面是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剝奪，另一方面是現代教育與傳媒文化的同化，導致不少原住民社區分崩離析。恰帕斯原住民經歷了500年來的殖民戕害、百年民族國家特別是二次大戰後的“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的流離失所，在這個脈絡下，作為最被踐踏、最被邊緣化的社群，為了求存，為了傳承，踟躕行走。他們的無聲苦難和不屈，成就了1960年代解放神學的踐行者，糅合了神學與馬克思主義，也顛覆了遊擊隊的革命觀，糅合了馬克思主義與原住民宇宙觀。。一直以來，土地鬥爭是原住民最核心的鬥爭訴求，反對開發礦藏、反對“經濟發展”的保衛家園、保衛土地的鬥爭，延綿至今。對於原住民來說，有了土地，就有他們的自力和群居精神寄托的實體。1960年代開始，通過解放神學踐行者的行動，他們的訴求被世界看見。1960年代開始的連結，盡管帶著不同社區的不同機遇，有些傳統勢力依賴執政黨撐腰（例如Chamula社區），有些聯合解放神學、新教流派甚至遊擊隊來壯大力量；但是，總的來說，他們走出了歷史的晦暗處——1974年的恰帕斯原住民大會成為一個裏程碑，1994年的薩帕塔解放軍起義，更讓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主張為全球社會運動點燃了希望。原住民的宇宙觀和歷史經驗可資借鑒，以改出資本主義深重危機、建設社會正義和生態正義的理想社會。可是，受到現代性百年潛移默化的人，盡管看到資本主義的無解矛盾和危機，正在帶著全人類走向懸崖、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卻能否改變對“前現代”的原住民的偏見，驀然回首註目燈火闌珊處？
參考資料：
Bishop Samuel Ruiz Garcia， 1997 Laureate，
https://www.martinennalsaward.org/hrd/bishop-samuel-ruiz-garcia/
Jan Rus， "The Comunidad Revolucionaria Institucional: The Subversion of Native Government in Highland Chiapas， 1936-1968"， from Gilbert Joseph and Daniel Nugent， eds.， 1994， Everyday Forms of State 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Rule in Modern Mexic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5-300.
Jonathan Fox， "The Roots of Chiap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19 （May 7， 1994）， pp. 1119-1122.
Raúl Romero， "A brief history of 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January 1， 2014， http://roarmag.org/2014/01/brief-history-ezln-uprising/
Michel de Certeau， "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225-233.
"Who is Rebelling in Chiapas?"， March 1994，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who-rebelling-chiapas
"Indigenous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exico"， March 1999，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indigenous-rights-and-self-determination-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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