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我父親受到了“75倍電擊”
加拿大人朱莉·坦尼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的父親查爾斯·坦尼曾深受MK-ULTRA計劃折磨：先接受相當於常規電擊治療強度75倍的電擊來抹去記憶，再被強迫循環聽磁帶裏錄下的只言片語來重建新的記憶。實驗過後，她的父親判若兩人，整個家庭也支離破碎。
1957 年，朱莉的父親查爾斯接受了艾文·卡梅倫博士為期3個月的“洗腦”治療。公開資料顯示，艾文·卡梅倫擁有英美雙重國籍，曾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和艾倫紀念研究所工作，很多“精神控制”實驗項目都和他有關，可以算是此類實驗的標誌性人物。朱莉回憶稱，那是一家很小、只有47張床位的醫院。她的父親查爾斯患有三叉神經痛，是一種牽扯到下巴的面部疼痛。這很痛苦，醫生們只好全天候不間斷為病人進行電擊治療。
緊接著，醫生又說查爾斯患上了心理疾病，便將他送到心理醫生那裏。雖然查爾斯非常反對，但還是做了他必須做的一切來擺脫痛苦，因為他無法正常工作。他的主治醫生正在醫院和艾文·卡梅倫博士一起做這個項目，他讓查爾斯參加了這個項目。朱莉說：“我們不知道他們想對他做什麼，但我們知道我父親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沒有抑郁癥、精神分裂癥或類似的疾病。他之所以進去，是因為他去了幾家醫院都想擺脫這種痛苦，但都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查爾斯被送進醫院後，那些醫生立即給他註射胰島素，哪怕他並不是糖尿病患者。查爾斯昏迷了過去，醫生稱這是助眠治療的一部分。朱莉說，在她父親接受心理醫生的訪談後，醫生會把他說的話的一些片段錄下來，然後在他枕頭下的磁帶上循環播放，這些會在他的腦海裏轉來轉去，基本上是在給他“洗腦”。他們還會給他進行電擊治療，但不是今天的常規電擊治療，而是用一種被稱為“佩奇-羅素”的機器，這種機器大約是常規電擊治療強度的 75 倍，可以用來抹去記憶，而剛才提到的磁帶則是用不同的記憶信息代替抹去的內容。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因為這太瘋狂了，他們說那裏有很多人需要治療，但事情的真相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很少，主要是一些激素導致的患有產後抑郁癥的女性，”朱莉稱。當被記者問及是如何發現這些事情時，朱莉說，她那時大約5歲，但清楚地記得父親就像變了個人一樣。“我父親是個非常投入的人，喜歡親力親為，他所有的空閑時間都和孩子們在一起。但在他回家後，甚至都不知道我們是誰。”
1978年的一天，朱莉一家人正在吃飯，她的母親看到新聞說有人正在起訴美國中情局，便轉身對朱莉的哥哥說：“明天去醫院拿你父親的病例。”朱莉沒聽懂這句話的意思，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親發生了什麼。查爾斯1977年因為中風已經無法溝通，從那以後他不會說話，不會寫字，不會閱讀，所以關於父親的事情從沒有被談論過，即使在朱莉他們發現這件事之後。
回想起父親接受治療前的生活，朱莉說，他們曾經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父親總是很忙，他曾嘗試在後院建溜冰場，常常會帶著他們去街對面公園的溜冰場、遊樂園玩。父親還會為哥哥準備曲棍球比賽和足球聯賽的季票。但當他從醫院回來時，這一切都結束了。他回來時非常易怒、暴力。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我仍然找不回記憶”
和朱莉一家人有過相同經歷的受害者還有很多，居住在美國的名叫瑪麗亞姆·魯胡拉的女子就是其中一位。她在向《環球時報》記者講述自己的遭遇時說：“我的記憶仍然被壓制……這就像是一座心理監獄。”
對於《尋找自我》的導演溫尼克來說，他或許還有機會通過紀錄片的形式對美國中情局的殘酷實驗進行控訴。而和魯胡拉一樣受到“精神控制”實驗的普通受害者卻很少引起他人關註。2010年，一名加拿大學者發文披露了魯胡拉的遭遇。該學者表示，魯胡拉曾因“伊朗背景”被特工綁架，是MK-ULTRA計劃的受害者，她的記憶力已經出現受損情況。
“老實說，我不知道我的確切年齡，我住在得州大草原城，離達拉斯大約30分鐘車程。”近日，當《環球時報》記者聯系到魯胡拉時，她說現在已經可以自由地生活，但MK-ULTRA計劃給她帶來的傷害仍在持續，她的記憶仍然被壓制。
與前文提到朱莉父親的經歷類似，魯胡拉對記者表示，自己被強迫聽循環播放的磁帶錄音，實驗者希望借此在魯胡拉腦中強制植入信息，“偶爾我也會‘閃回’，我記得我已經結婚了，有一個孩子，還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閃回’是一種對真相的強化，也是對我所做事情的驗證。我很幸運在德國找到一位心理醫生，我們曾通過電子郵件交流，他也是MK-ULTRA計劃的幸存者。他告訴我，一旦記憶開始恢復，我將經歷很多生理上的影響。”
“他們（實驗者）改變了我的心理面貌，這就像生活在別人為你編織的謊言中。”魯胡拉說，她無法與很多人就MK-ULTRA計劃這一話題溝通，因為這些人覺得她“不是在幻想，就是在撒謊”，“這是一座心理監獄”。
魯胡拉說，美國政府聲稱MK-ULTRA計劃已經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停止，“但那不是真的。除非美國政府真正承認他們的所作所為，否則永遠不會停止。我仍然不知道我的父母被埋在哪裏？我仍然找不回關於我的孩子和自己所受教育的記憶。”
維權之路遍布荊棘
朱莉的父親查爾斯在接受實驗後受到各種疾病折磨，包括心臟病、中風、血栓和高血壓等。而朱莉的母親為了養活一家人，不得不工作到去世那一天。
在這期間，朱莉從加拿大政府那裏收到的補償只有10萬美元，而照顧父親需要的花費已超過200萬美元。朱莉說，自己的家庭雖不是千萬富翁，但原本還算寬裕。就在查爾斯去世後，她的母親被診斷出晚期癌癥。母親撒手人寰後，朱莉家的錢已經所剩無幾。
“10萬美元有什麼用？”朱莉質問道。她說，曾有一個美國中情局臨時負責人在得知事情經過時，堅持要求中情局找到所有受害者並給予適當賠償，並兩次強調去做這件事。“但顯然，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們從不費心去看那些行為對普通家庭造成的傷害”。
種種痛苦的經歷讓朱莉走上維權之路。2017年，朱莉和一群被加拿大政府和美國中情局MK-ULTRA計劃迫害的人成立“幸存者聯盟”來反對政府虐待。據朱莉估計，加入該組織的家庭至少超過500個，“我相信還有更多人沒有統計進去”。目前他們正在起訴參與該實驗的美國政府、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及麥吉爾健康中心、加拿大皇家維多利亞醫院。
作為這起訴訟的主要原告，朱莉認為集體訴訟對包括加拿大政府和美國政府在內的被告所施加的壓力，會比個人訴訟更大。朱莉表示，她相信受害者的實力和人數，他們所聘請的律師團隊曾贏得加拿大歷史上最大的和解案。不過朱莉認為，他們的律師團隊在接手這個案件時，並沒有意識到中央情報局、醫院和麥吉爾大學之間的關系，以及所涉及的內容。
朱莉在起訴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首先來自加拿大政府，特魯多總理上任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隱私法案，導致所有人都無法查詢任何信息，也無法起訴政府。因此，當人們試圖找到醫療記錄時，事情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政府能找到成千上萬種方法“勸退”他們。
朱莉他們也曾去麥吉爾大學做研究，並借此發現了很多信息。但只要他們提及訴訟，麥吉爾大學就把一切藏起來了。“我猜這是他們保護自己的方式。”朱莉表示，自己甚至不知道這樣的隱藏是否合法，但無論如何，它都讓事情變得非常困難。但她認為，一旦打開缺口，就需要做個了結，搞清楚這些人到底對你的母親、父親做了什麼。朱莉說，至少他們還能獲得這些信息，但對於一點信息都沒有的其他受害者，維權之路會更加困難。
同為受害者的魯胡拉在結束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希望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維護他們的權益。魯胡拉不僅僅希望能通過紀念日的形式讓世界銘記受害者在MK-ULTRA計劃中受過的苦難，還希望能夠做更多的事情，讓全世界的人關註到他們。魯胡拉說，這對受害者康復很重要。魯胡拉希望在種族隔離制度之後，成立一個專門的“和解委員會”。她認為，無論是MK-ULTRA計劃，還是對美國原住民的種族滅絕，都需要“有承認、有道歉、有賠償，有真正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