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臘月，很多孝順兒女都會買各種保健品給爹媽“進補”。作為一位曾經在健康媒體工作過多年的新聞記者，筆者對此的態度是不置可否，因為絕大多數保健品對身體健康並不能起到什麼有益的作用，有些甚至會產生危害。但是缺乏健康知識的人還是抵抗不住誇張的宣傳和因襲的慣性，最終上了圈套，重金買了一堆廢物甚至是有害物，進奉到老人面前……
本期“敘詭筆記”，筆者將通過在中醫史和保健史上曾經長期被奉為“神物”的人參，來說一說那些其實為我們拜錯了的神祇到底是怎麼“養成”的。
一、跟著“王氣”走
清代著名學者曾衍東的《小豆棚》一書，雖然不少是道聽途說之言、鬼狐仙怪之語，但他在其中一條的後面，無比鄭重地寫了一條“聲明”，專門強調：“余在邊外四年，此條辨證最確，不特得之采訪，亦復親為考據。一物一地，曾無摭飾半字。”
這一條的名字叫《人參考》。
《小豆棚》
曾衍東是乾隆年間人，這一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人參消費指南”的專著，比如陳烜所編之《人參譜》、唐秉鈞所著之《人參考》等等，但相較之下，似乎都無曾衍東這篇小文，對人參史敘述得簡潔而條理清晰。
“明季，沁州、高麗、邯鄲、百濟、澤州、箕州、並州、幽州、媯州、易州、平州並產焉，而上黨山谷者為最。上黨今潞州太行紫團山，又出紫團參。”上黨即上黨郡，所轄區域相當於山西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這一區域到明代又改稱潞州府。陶弘景在《藥總訣》中說上黨人參“形長而黃，狀若防風，多若潤實而甘”，是人參中的上品。宋代，上黨人參就已經因為過度開采而變得稀缺，因此市場上出現了不少山寨品。宋唐慎微在《大觀本草》中記載：欲試上黨人參是否真偽，就含人參快步走三五裏路，之後呼哧帶喘者，所含人參為假，如果氣息自如，那麼所含就是真品。而文中所提的“紫團參”，產自潞州府壺關縣東南一百六十裏的紫團山。《夢溪筆談》記有一事：王安石患哮喘病，醫生給他開的藥方中必須用紫團參，但“不可得”，一位名叫薛向的官員贈給王安石數兩，王安石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此事一來可見拗相公之拗果然名不虛傳，二來可見紫團參在當時就已經珍稀到宰相之家亦不可輕得了。
人參之貴，除了本身藥性強外，還有其形似人體，暗合“吃啥補啥”的傳統學說，且傳說此物為“王氣所鐘”，就是哪裏王氣旺盛，哪裏就盛產人參。比如紫團參，就與唐明皇有關。傳說玄宗有一年潛潞邸，登壺關山，“東北有紫雲見，光彩照日，因名紫雲山，即紫團也”。而這也正是明末清初，“遼參”超越上黨人參，成為人參品種的首因。由於遼東是清王朝的發跡之地，產出的人參自然備受“王氣”的熏陶，是故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中有雲：“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鐘，豈偶然哉！”而《小豆棚》中亦雲：“我朝獨重遼參，實乃神草，王氣所重，味勝力洪，他皆不及。”
遼參的主要產地，是鳳凰城和寧古塔。“其產地則曰鳳凰城，土人采取甚早，又有船廠，去鳳凰城三四千裏，稍堅實，六七月可采，又寧古塔，地處極北，去船廠又三五千裏，地極厚，天極寒，深秋冰雪載道，采以八九月，其體堅實少糙而多熟。”其實當時產參之地還有很多，但效力大多不如這兩處。
二、采參遇巨人
筆者在蔣竹山先生所著《人參帝國》一書中，找到一張從明正統年間到清道光六年的人參價格變化表，其中有兩個數據特別說明問題：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人參的價格為每斤一兩白銀；到嘉慶十二年（1807年），人參的價格已經變成了每斤2240兩白銀。兩百多年的時間裏，人參價格竟然增長了2240倍！
人參價格變化表
何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說白了無非四個字——“供不應求”而已。
有清一代，人參一直是清政府的“特殊商品”，采摘和經營都要有特許執照（即參票），方可進行，否則將受到異常嚴厲的懲處，哪怕是王公、貝勒、貝子也概莫能外，凡是違例者，有可能被革去爵位。而普通小民，“如偷采人參，枷一月，鞭三百，隨行牲畜及所挖之參充公。”而縱使有參票，采參也面臨著重重困難。優質人參多生長在深山老林的背陰處，有些幹脆就是“無人區”，在古代交通工具匱乏的情況下，刨夫走一趟，順利的話牲口會病死多半，倒黴的話自己都可能餵了野獸。
清代學者王椷在《秋燈叢話》中寫過一個故事，富有寓意：
《秋燈叢話》
有一刨夫“嘗結伴入山采參”，不知怎麼的迷了路，而且與夥伴們走散了，“繞尋數日不得出”。他攜帶的糧食已經吃光了，饑腸轆轆，估計自己恐怕就要葬身荒野。這一日忽見密林中有炊煙裊裊升起，順著方向摸索過去一看，發現是一座石頭房子，“有老嫗坐門首”。刨夫上前“因告以失路故，並求食”。老嫗不說話，只用手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室內。刨夫進去一看，室內一無所有，“惟見釜中煮白石累累”。刨夫十分驚訝，不知道煮石頭何以能當食物，“但把水飲少許，覺精神陡發，頓忘饑渴”。他正走出石室，想向老嫗問路，突然見一巨人，“發垂至背，腰間綴樹葉如裙，搖曳而來”，頓時嚇得魂飛魄散，跪在地上向老嫗求救。老嫗也不理他，待巨人來到面前，與它喃喃作語，巨人點點頭，一把拽住刨夫，拉起就跑，疾馳如飛，刨夫閉上眼睛聽天由命。狂奔了一頓飯的功夫，巨人突然將刨夫拋擲在地，倏然不見。刨夫睜眼一看，已經出了密林，地上有人的足跡。他循跡而行，終於找到了同伴們，向他們講述了自己的奇遇。大夥兒不信，跟著他一起往回尋找，卻一無所獲，只見一片荒煙蔓草而已。
這則筆記雖然玄虛，卻也說明了當時采參人動輒迷路不歸，或遭遇獸類，總之是屍骨無存者居多。
當然也有奇遇，比如《醉茶誌怪》中寫一名叫申仲權的人，因為屢試不第，落魄難堪，便出關投奔親戚，誰知親戚已經遷往他處。他囊資已罄，萬不得已，只好加入了采參的隊伍。申仲權本是書生，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根本吃不了刨夫們的苦，大家都嫌他是個累贅。一天他與與眾侶入山，走得累了，在一棵松樹下小憩。醒來時，眾已不知何所往。申仲權慌忙尋找，“至一處，山重水復，路極曲折，迷不識道”。
這時紅日西墜，悲風怒號。申仲權萬般無奈，思覓一石窟，借避虎豺。正踟躕間，見一容貌姣麗的女子，腰系白鹿皮裙，來到溪邊，用手掬飲溪水。申仲權上前，解下腰間的瓢給她，女子接過來用瓢舀水喝。申仲權問道於她，女子說此處去大路絕遠，你何以來此？申仲權以實相告，說著說著流下淚來。女子便帶他轉過山坡，來到一處精潔的石室，室內“床幾皆石為之，壁上石紋如畫，花木人物，神色生動”。女子贈他一物，“如小兒臂，紅潤鮮軟，莫識其名”。申仲權吃了一半，有了些力氣，便在石床上睡下。第二天一早按照女子指引的道路，越嶺攀藤，終出山外。將女子所贈之物拿出來給人看，方知是一上等山參，“售之，得一百金，治裝歸裏焉”。
《醉茶誌怪》
這一類書生荒野迷途，遇見女子獲救的故事，在古代筆記中比比皆是，也幾乎百分之百出自窮酸文人的臆想，而真相往往只在前半部分，那就是采參者的一去不返在當時是尋常而又尋常的事情。而因為采參失蹤者，又以盜采者居多，因為他們為了繞開關卡的稽查、躲避官方的抓捕，只能走夜路、辟野徑，比起合法的采參者，無疑要面臨更多的危險，正如曾衍東所言：“往往跋涉舒萬裏，偷挖私貨，雖法有嚴禁，皆湣不畏懼。”盡管如此，人參市場還是一日比一日緊張，“采取人多，滋長不及，售之者貴，用之者多，其貨遂至日低一日，其價因之年長一年。”就算是內務府的庫存，“亦無久貯”。美國歷史學家謝健在《帝國之裘》一書中指出：早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遼東很多地區就因過度刨挖而導致無參可采，康熙皇帝不得不決定將烏蘇裏江沿海地區開放給刨夫，“然而野生人參依然數量稀少，到19世紀初，無論在哪兒，幸運的刨夫頂多能在一天之內發現三五棵嫩枝，大多數人數日也見不到一棵人參了。”
三、殺身又破家
現代醫學研究證明，人參雖然營養豐富，效力強大，但絕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神”，不僅能延年益壽還能返老還童還能起死回生以及強心續命，甚至還有助金榜題名之用——著名學者高拜石於《古春風樓瑣記》中記載，翁同龢殿試時精力不濟，猛記起卷袋裏藏的兩枝老山參，找出咀嚼後，果覺津液流貫，神誌奮發，振筆直書，一氣到底，如時交卷，終於高中狀元，並獲得“人參狀元”的雅號——它只是一種正確使用就會產生比較良好的醫療效果的藥物，從養生保健的角度講，未必比蘿蔔的作用強許多。而人參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人心中的“神藥”，與清代江南溫補文化的興起密切相關。
蔣竹山先生在《人參帝國》中指出：從明代開始，富庶的江南，很多富戶因為窮奢極欲而掏空了身體，渴望通過進補來讓夜夜笙歌的生活得以延續。“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熱為主，無非參、術、地黃、桂、附、鹿茸之類。”不管患者患了什麼病，不管患者有病還是沒病，反正到了醫生那裏，開人參總是沒錯的，“大凡一切病癥，其初不宜即服補劑，而中風、痛風、木風尤忌，都門諸貴人喜服人參，雖極清苦者亦竭力購參以服之，為恃此可以無恐也”，以至於耗盡家財。此種風氣用一句話形容就是——不怕病死，只怕虛死！正如清代傑出的醫學家徐大椿痛心疾首地指出的那樣：“服補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並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
當時徐大椿治好了很多“進補病”患者，他們多是因為大量服用人參反而致病或加重疾病，就像明末江南名醫王肯堂所言：“其身欲壑太過，藉參補養，每見危殆者，乃不明當用不當用之過也。況雜入溫補劑中，則尤謬矣！世人僅知用參之補，而不知行氣，徒行壅塞，不能流通矣。”比如某人長期廝混歡場而導致體虛郁怒及神昏身重，每日服用人參三錢後，反而痰火瘀結，身體僵硬如屍，結果徐大椿僅用幾文錢的清火安神的平淡藥方就治好了他的病；再比如某人患有流註病，從腳到腰有七八處地方潰爛，寒熱不食，僅存人形，卻長年服用人參，病情卻越來越重，且因為人參價貴而致家徒四壁，徐大椿認為以往醫者並未針對他滯留在體內經絡的痰癥來治療，論斷這是“藥之誤，而非病之真無治也”，遂用普通至極的大活絡丹為主要藥方，佐以外敷拔管生肌之藥，結果很快將其病治好。對此，徐大椿嘆息曰：“不知對病施藥，徒事蠻補，舉世皆然，枉死者不知其幾也！”
晚清著名學者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曾經以“人參誤服殺人”為題，記錄了自己的先祖通奉公親歷一事。
《庸閑齋筆記》
通奉公精通醫術，“在四川重慶府同知任內，奉旨馳驛入京視疾，一時求診者充門塞戶，至三鼓甫散”。這時儀親王遣人來請他出診，說是福晉重病。通奉公疲憊已極，推辭不去，來人說：儀親王叮囑了，如果您實在因為夜深不能至，至少先開丸藥給福晉服用，等天明再去王府。通奉公既不知福晉患了什麼病，手頭也沒有什麼藥，正好書案上有一包萊菔子，此物有促進消化、清熱平心之用，屬於最平常不過的藥物，“服之無礙”，便交給來人說：“姑服此，明日再診可也。”暫為搪塞。誰知第二天一早，“公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原來是儀親王親自登門拜謝：“福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通奉公很驚訝，跟著儀親王到府上一看福晉，方知她患的是風寒微疾，乃是誤服人參導致，而萊菔子恰好可以清熱平心，所以一服見效。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徐大椿在《人參論》中的這番話，未免有些偏激，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針對所有迷信“宮廷秘方”、“仙丹妙藥”者的警示之語。健康一事，來自於均衡的飲食、科學的鍛煉和積極的心態，這些就像生命的本質一樣：質樸、平常，但又需要長期的堅持，而絕不存在什麼神乎其神的東西——玄之又玄往往是騙之又騙，這句話放到哪裏都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