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病人自己割內臟周公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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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城

新文化運動以來,一個流行的小說創作觀是“文學即人學”。從周作人論《人的文學》,到魯迅、柔石等作家對庶民的關切,再到張愛玲、蕭紅細致入微的女性描摹,人一直站在小說敘述的中心,成為主宰萬物的尺度,但在馬華作家張貴興的小說裏,人被拉下神壇,取而代之的是萬物入主,人在小說中的命運,不再會因他是人而得到任何刻意的拔高。張貴興在小說《猴杯》和《野豬渡河》中書寫各種偶然的死亡、人們命運的荒誕,為的不只是重述現代主義的陳詞濫調,他的意圖需要與他對動物、植物等事物不厭其煩的描繪來結合理解,比如《野豬渡河》裏的婆羅洲長鬚豬、《猴杯》裏的犀牛、蜥蜴、猴子、豬籠草、絲綿樹,在《野豬渡河》中,豬的分量已經不亞於人,人的境遇實際上和動物別無二致。

張貴興

正如學者陳濟舟在《原油、鬚豬和巴冷刀:張貴興〈野豬渡河〉中的“情物”》中所說:“在有生和無生、歷史和虛構之間,《野豬渡河》所呈現出的‘物’不但驅使學者重審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人的文學’這一觀念,也讓人試問小說構建起的生態歷史情境是如何通過動物(婆羅洲長鬚豬),人造物(巴冷刀)和原物料(原油)得以呈現。”

《野豬渡河》是張貴興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紅樓夢文學獎的優勝作品。張貴興把故事放在二戰日據時期,日本南侵馬來群島,砂拉越淪陷,二十二個男人的頭顱被砍下,當原住民被恐懼的陰影籠罩時,一只露出獠牙的公豬伸出舌頭舔舐死者的血液,正準備與母豬交配。故事就這樣在人與物視角交換的敘事中展開,野豬成為窺探人類世界亂象的一個敘事工具。在《野豬渡河》中,張貴興不但延續了《猴杯》狂暴、駭麗如同雨林藤蔓般瘋長的語言,也在對南洋歷史的深潛中,書寫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敘事質感。小說中人對自我的美化被無情剝奪,人和動物在敘事上近乎平等,張貴興用雨林的濕熱危險與歷史的詭譎莫測相結合,在對文本的建構與打破,對敘事視角和時間順序的打亂和重組中,張貴興刻畫出一個華美地獄般的矛盾空間,這個空間既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源源不斷的性愛、虐殺和權力更替,正因如此,《野豬渡河》超越了普通的傷痕敘事、英雄主義敘事,呈現出歷史肌膚上更細致的紋路,更重要的是對人本位的小說傳統做出了反思。

《野豬渡河》

但張貴興的繁茂書寫也會引發爭議,有讀者開玩笑說他是“馬華莫言”,因為他不加節制的語言和對人與物交錯敘事的偏愛,與莫言在《蛙》《紅高粱》《生死疲勞》中的描寫有的一拼。莫言的小說還是很好讀的,張貴興倒是更艱澀,即便是專業的小說編輯也很難一口氣讀完他的小說,焉論說自己能真正讀懂。譬如《野豬渡河》是一部冒犯讀者的小說,它的主要閱讀者是嚴肅文學愛好者,走出圈外就回應者寥寥,而張貴興並不因市場的受阻就改變自己的寫作策略,因為他很明確自己的寫作目標和寫作對象,他是有意寫真正質疑某些文學準則的小說,進行語言上的創新,而他小說的理想讀者,是對語言的新意有所要求的讀者。但這就會面臨一個矛盾,張貴興使用的語言是否就是新的,這裏面繁復到要將大量讀者拒之門外的敘事安排,是否在每一部小說都有其必要?這是討論張貴興小說可以深入的一個地方。

《賽蓮之歌》

閱讀張貴興,《猴杯》也是一部可以參考的作品。這是張貴興繼《賽蓮之歌》《群象》兩部小說之後,“雨林三部曲”(黃錦樹語)的終章,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小說曾獲時報文學獎、開卷十大好書獎,一出版就在馬華與中國臺灣地區好評如潮,是一部極有可能經典化的作品。如同作家李宣春所說:“到了《猴杯》,張貴興極盡誇張之所能,以砂拉越華人的墾荒史為軸,再密實地編織出生命力極旺盛又充斥頹敗衰亡的婆羅洲熱帶雨林。”在這部語言如同藤蔓般瘋狂生長的小說裏,我們不得不屏氣凝神,小心翼翼隨之而來的危險。它讓讀者暫時忘卻現代文明的規範,進入到一個蠻荒而危險四伏的境地中,感受一種汗流浹背式的閱讀體驗。要領略張貴興文字的焦灼,試看這一段文字:

“曾祖擔心母豹會把娃崽子餓壞,傍晚時放了一只長尾猴到鐵籠子裏。母豹照例埋頭大睡,對獵物不屑一顧。夜半時分,母豹霍然起立,撲向豬尾猴。周復第二天清晨斷氣時,身上還趴著數十只水蛭,要他命的除了水蛭,還有一種兩英寸不到的鮎魚,它們寄生魚鰓,活躍巴南河,從尿道、肛門、嘴巴、傷口潛入人體,英國官兵協守種植園區在河裏泡澡時也曾經遭到這種鮎魚襲擊,必須動用外科手術才能鏟除。周復的泌尿系統和內臟爬滿這種雜食性小鮎魚,在他死後因為缺氧缺水紛紛露臉。四天後,母豹在樹窟裏產下三只豹崽,周復十二歲小女兒小花印也抵達了種植園區。”——《猴杯》第四章

顯然,張貴興采用了一種正面強攻的敘述姿態。他不回避人性之惡,也不回避自然的兇險,他對萬事萬物采用了一種直面和冷峻速寫的方式,哪怕引起讀者的生理不適。

《猴杯》處理的歷史並不是王侯將相的歷史,而是在正統史書中被淹沒的升鬥小民的歷史,《猴杯》對時間、文明的處理並沒有使用一種進步論的調子,張貴興在這裏顛覆了一種線性上升的史觀,而是從人的本位跳脫出來,想象人的命運就和豬狗沒什麼區別,人的歷史也並不因為人就獲得例外的崇高。這也是為什麼,有些讀者會覺得張貴興對人的處理太無情,因為人命就像草芥一樣,在他的小說中受到命運無情的剝奪。而小說中也描繪了各種各樣挑戰人忍受極限的景象,比如打架鬥毆而死的學生、河邊漂來的浮屍、對著骷髏頭親吻的女孩、畸形的胎兒,乃至隱藏在熱帶雨林中的情欲和虐殺。

在這時候,小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個隱喻。所謂猴杯就是豬籠草,豬籠草擁有一個獨特的吸取營養的器官名叫捕蟲籠,捕蟲籠呈圓筒形,下半部膨大,籠口上有一個蓋子,形狀像豬籠,這個瓶狀體的瓶蓋復面還能分秘香味,據說汁液清涼可口,猴子很愛喝,每當猴子喝的時候,它們為了不把瓶底的蟲骸攪起來,就很小心翼翼、彬彬有禮地喝。猴杯這個詞不僅濃縮了熱帶雨林的景觀,也將野獸的口腹之欲、植物的覓食方式與文明做了一個巧妙的結合,讓人聯想起“一切文明都是野蠻史”的經典判斷。

《猴杯》

張貴興同時也是在寫馬來西亞地區的人們,他們身處在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反復的王朝更疊與殖民和革命的歷史中,他們的內心歸屬感的問題。在《猴杯》中,張貴興常常寫到畸形兒的意象,同時他也會處理那些“沒有方向的人”、“被支配的人”,或者找不到一個固定的國家、宗教信仰的人,畸形兒的形象,也是馬來西亞人在歷史中的尷尬寫照。這片地區被不同的帝國光顧,它的原住民與移民衝突的背後,是不同意識形態廝殺所殘留下的遺痕。尤其是從中國南方遷移而來的馬來華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更是深刻感受到一種缺乏歸屬地的困頓。而張貴興的小說沒有明寫政治,但在文學世界中,他隱喻了馬華族群的精神仿徨。

在讀的時候,筆者看了部分人對此小說的評語,有人說像福克納,有人說像莫言,筆者認為張貴興最直接繼承的是法國新小說派的精神,把小說從抒情和講述的現實主義範式中解脫出來,取而代之的是語言的狂歡,物質、空間、感官體驗在文字上最直接的呈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對比《猴杯》和新小說派代表克勞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三折畫》,作者不是以說書人的腔調寫小說的,而是一個畫家、一個拍電影的人,畫面與畫面間的過渡被簡省,每一大段都如同精細的畫作,語言在裏面繁殖,像藤蔓般瘋長,把讀者引入到大汗淋漓乃至窒息一般的閱讀體驗,就好像你真的走進熱帶雨林,做一場天旋地轉的夢,冒險、墾荒、性愛、獵殺、逃亡交替上演,人們從文明的偽善中抽出,赤裸裸面對自己的欲望,火苗升騰,化作燃燒的星空,就成了《猴杯》暴烈迷狂的畫面。

《猴杯》賞心悅目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故事,而是作者天才的文學繪畫能力,這樣的小說,也可說是繪畫小說,它最理想的狀態,不是一口氣讀完,而是不緊不慢地,仔細去讀,就像你欣賞梵高的一幅畫,畫是靜止的,但色彩讓它好像流動起來,每個細節都值得考慮。而在小說中,就是每個細節都像是自我生長,一個洞穴裏又有另一個洞穴,看似繁復卻又層次鮮明的文字疊加,描繪出人類意識裏每一個瞬間豐富的思考,宛如夜空中一場又一場核爆。

張貴興的文學也是馬華(馬來西亞華語)文學焦慮的產物。怎樣在彈丸之地創作出強勁的文學,這一直是困擾馬華作者的問題所在。沒有那麼雄厚的歷史資源,沒有在權力話語網絡中處於中心的地位,甚至在華語地區都是邊緣的存在,馬華作家怎麼確立自己的重要性,又使它超脫出不僅僅局限於“地域文學”新鮮刺激的層面?從李永平、黃錦樹、張貴興到黎紫書,多多少少都被這個問題影響到他們的書寫。黃錦樹選擇深入到殖民與革命的歷史,在潮濕雨林的風情畫中勾勒歷史的兇險。而張貴興與黃錦樹同中有異。他們的文字看起來是很不像的,但他們都有意識把歷史資源和熱帶景觀結合起來,既滿足外國讀者對馬來的想象,也在書寫中去觸碰馬華讀者的身份認同。從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遷移而來的華人,在異域會是怎樣的心境?當他們面對政治的攻訐、民族的紛爭,他們又如何度過歷史的種種磨難,在邊緣化中找尋自己的生命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不妨把黃錦樹和張貴興理解為照向馬來社會的鏡子,而黎紫書可能是差異更大的一面,她對欲望的縱深書寫,對女性心理細致入微的捕捉,在馬華文學裏是一道獨特的存在。而張貴興和黃錦樹受制於性別與觀念,他們側重的點就跟黎紫書大為不同,相比之下,張貴興更狂暴、細密,黃錦樹的文字則更幹凈、濕潤一些。

聯系到上文提到,友人曾調侃張貴興是馬華莫言,雖是玩笑之詞,倒也頗可聯想。他們共同受惠的其實是福克納、馬爾克斯、新小說派和鄉土傳說,他們都喜歡在民間傳說中素材,雜糅巫蠱、野獸、生殖、原始景觀、泥沙俱下的語言形態,像《生死疲勞》和《野豬渡河》,都是有意讓動物成為主角的文本。張貴興作品的意義更多是在創作者層面,而不是故事層面。他融合了福克納與克洛德·西蒙的技法,為馬華文學的敘述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式。

所以,無論讀者喜歡與否,至少他是一個努力求新的作家。但他的故事也確實難讀,從通俗的角度來說,張貴興的語言幾乎是要拒人於千裏之外,沒有耐心的讀者恐怕翻幾頁就要被那窒息般的語言所擊退,縱然讀完的人也難有勇氣再讀一次。所以張貴興的貢獻不是在通俗的故事上,而是創作技法層面的創新上,這就像影史商業片導演和作者型導演的區別,張貴興在作者那邊的地位會水漲船高,因為他的寫作難度擺在那裏,提供給日後作者一個書寫的方向。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