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潔 整理
2022年2月25-26日，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聯合組織的“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研討會在線上展開。第一場會議從考古學的角度對佛像埋藏年代進行了判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趙占銳助理研究員和漢景帝陽陵博物院的李明副院長就兩座金銅佛像的考古出土情境、相關遺跡、歷史背景進行了詳細介紹，參會的各位學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本文為第二場會議紀要，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佛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召集，邀請多位專業學者參與圓桌會議，討論新出土佛像對佛學和佛教藝術研究的意義。
圓桌會議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和文化系佛教研究特聘教授Robert E. Buswell 致開幕詞，中國佛教助理教授Stephanie Balkwill主持會議。主講人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印度學教授、策展人Robert L. Brown、耶魯大學宗教研究助理教授Eric Greene、南加州大學中國藝術史副教授Sonya Le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亞與印度佛教助理教授Diego Loukota和泰國國立法政大學佛教考古學講師Wannaporn Rienjang博士。他們分別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就新出土佛像闡述其觀點。
Brown認為成任墓地出土的這兩件佛像的年代可以定到約公元150至250年，哈佛大學博物館所藏佛像與成任墓地的佛像存在較多的相似之處。印度與中國第一次出現佛像的時間都在公元一到二世紀初，雖然兩個地區的佛像在風格上很不相同，但所表達的佛教教義基本一致。佛教是由印度僧侶在印度教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佛教進入中亞、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印度文明進入了這兩個地區，但新發現的佛像與印度的佛教藝術沒有太大關系。為此他列舉了Marylin M. Rhie所做的研究。就這兩件佛像發現的重要意義，Brown認為中國新出土的這兩件佛像在風格和造型上都表現出較為先進的水平，表明佛像在當時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他以公元前一世紀的比馬蘭金匣（Bimaran Reliquary）上的兩尊佛像為例，說印度的佛像大約出現在公元120年，是基於已經存在了兩個多世紀的夜叉形象發展起來的。Brown認為成任墓地出土的佛像可以從中國和中亞早期貴重物品上尋找來源。另外，金屬造像或許在佛像傳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和中亞地區以金屬造像為主，而印度地區完全是石像，如公元前二世紀發現的桑奇佛塔和比巴賈石窟。這現象一直持續到大約公元四、五世紀末期。此時印度、斯裏蘭卡和東南亞出現大量的金屬造像，而中國和中亞也存在大量石雕。早期的佛教藝術是由印度佛教徒推動的，這可以從印度當地的石雕上找到證據。中亞和中國的金屬造像不便於確定其制作年代和制作時間。然而，金屬佛像便於傳播，沒有固定的模型，風格和圖像可以輕易改變，更有助於佛像的大規模傳播，但圖像的整體性和系統性卻無法保證。此外，由於它們的金屬價值，人們可能將它們熔化和銷毀，所以可以保存下來的更少，希望今後發現更多例子。
加州大雪洛杉磯分校教授Robert L. Brown
Wannaporn Rienjang認為犍陀羅地區出土的物質材料與西安青銅佛像有相似之處。她談到了犍陀羅地區的錢幣分布。公元一至二世紀，貴霜王朝早期的錢幣分布範圍覆蓋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隨後在公元二世紀初至二世紀末的貴霜時期，佛教迅速擴張。公元一世紀初至公元二世紀末是犍陀羅地區向外發展的重要時期。Wannaporn Rienjang認為便攜的宗教崇拜物對佛像傳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她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前面Brown提到的比馬蘭金匣，另一個是迦膩色伽舍利盒（Kanishka Reliquary），這兩個上面都有佛像，時間大概在公元二世紀左右，也就是迦膩色伽王一世期間。接著她就第一場金玟求（Minku Kim）教授討論的佛衣衣褶問題進行了討論，她認為比馬蘭金匣上佛陀和梵天的佛衣就與成任墓地的佛像相似。她還指出，迦膩色伽王一世金幣上刻有大夏文Boddo與佛像（時間可能在公元127-150年之間），這錢幣上的佛像與中國出土佛像非常相似。接著他又列舉了公元一世紀末至二世紀早期布塔卡拉Ⅰ（Butkara Ⅰ）出土的佛像和一些二世紀中期至四世紀的佛像。她認為這些佛像與中國的金銅佛像雖不完全相同，但也相似。最後她提出金銅佛像在中國出現應該與僧侶、僧尼、外交官以及非專業信徒有關。他們帶著便攜式的宗教崇拜物通過昆侖山或者是通過阿富汗到中亞，然後到新疆，最後傳入漢帝國。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Wannaporn Rienjang博士（下）
Loukota討論重心是五佛像。他先是談到漢帝國都城的早期佛教團體，從支謙聊起。支謙是大月氏人，他的祖父法度帶領數百國人於漢靈帝時移居中國。之後他又講到班固文學作品《東京賦》中所描繪漢帝國都城的國際化氛圍，到處都是講不同語言的人，而《後漢書》中也可見一些關於西域很有意思的描述。可見當時漢帝國所呈現出的文化多樣性。接著他通過分析洛陽地區出土的公元二世紀的碑文、西安地區出土的公元3-4世紀的佛像銘文以及安世高口譯的《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認為洛陽存在的中國早期的佛教教體既有外國僧人也有中國居士。犍陀羅語是外國人的通用語言。教團中有一部分成員是貴族階級，但與該教團有關的早期文本顯示其與當時的精英文學所表現達的內容不同，更多見有關技術以及醫藥、煉丹術的表達。接著他開始談論對五佛的理解。Marylin Martin Rhie在《中國與中亞早期佛教》第三卷中對五佛問題有大量論述。犍陀羅藝術中有三佛、五佛、六佛和八佛，她認為多佛像出現在公元四世紀。但Diego Loukota認為根據犍陀羅地區文本中新出現的證據可以重新調整五佛年表。他列舉了佛教文本和佛教藝術中的多佛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桑奇佛塔（Sanci）上的七佛雕刻，其第一塔的北門橫列浮雕七個塔和聖樹表示過去七佛，時間在公元二世紀。第二個證據是關於十五佛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的巴利佛經文本上列舉了過去的十三佛和過去佛釋迦牟尼以及未來佛彌勒佛，時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後。第三個例子是公元一到二世紀巴米揚賢劫經中的賢劫千佛。千佛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七世佛以及空間上遍滿虛空的十方諸佛。在巴米揚石窟賢劫經發現之前，最早有關千佛的記錄是公元四世紀竺法護的中文譯本，因此將五佛出現的時間定在公元五世紀而不是更早。接下來的證據是四川綿陽漢代出土的金錢樹，Rhie在《中國中亞早期佛教部分讀本》第一卷對其進行過討論。她將金錢樹上的五佛時代定的非常晚，並且也沒有就此做出很好的解釋，只是說數字“五”在中國科學、技術或煉丹術十分常見。這與Loukota提到的中國早期佛教文本的詞匯研究有相同之處。此外，犍陀羅地區的彌勒佛崇拜問題一直備受爭議。赫拉古塔（Helagupta）出土的銅板件上有“為見彌勒菩薩……這顆有福之人的舍利已被安放好”的銘文，為該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證據。綜上，Loukota認為大約從公元一世紀開始，犍陀羅就已經出現了賢劫五佛。而數字“五”在漢代宇宙觀和科學思想中也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如果成任青銅五佛是在中國制作的，它應該受到了中國和犍陀羅地區的雙重影響。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助理教授Diego Loukota（下）
Sonya Lee談到第一場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事的匯報有兩點讓她印象深刻：第一點就是墓葬的年代在二世紀中期至三世紀初，第二是墓主人是漢代官員。她從佛像傳播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除了來自南亞的僧侶，中國的外交官或西部地區的外交使團也在佛教傳播上起了重要作用。鹹陽機場附近的墓葬並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墓主人參與了外交事務，那他們或許是與王室直接聯系的某類官員，這使他們有機會接觸到王室內的外來物品。所以漢代中國外交官的去向問題十分重要。接著她從樓蘭地區談起，漢代中原地區已經與河西、西域地區存在聯系，並逐漸西擴，打敗匈奴，於公元77年占領樓蘭，並改名鄯善。米蘭佛寺遺址（編者註：在今新疆若羌縣境內）與樓蘭相距不遠，這裏出土了大量的佛教壁畫碎片。米蘭五號佛寺遺址的環形殘墻中出土了一窣堵波。窣堵波周圍的環形殘壁上繪有壁畫，Sonya Lee她認為這裏與佛教活動相關。上述東西都已經出現在所謂的鄯善地區。所以中國人在軍事上和外交上都很活躍。最後她希望大家可以多關註絲綢之路。在之前多數關於絲綢之路的研究都把上述地區描述為途經地，外來文化進來後對當地人產生了諸多影響。而實際上這些地區也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他們的文化習俗也被烙印在外來事物上，如佛教。鄯善地區在佛教東進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南加州大學副教授Sonya Lee（下）
Greene首先對出土金銅佛像的墓葬年代再次進行了分析，認為將其定在公元150年前後較為合適。他認為成任墓地出土的金銅佛像十分重要。因為現有可以證明佛教在中國產生的三類證據，一是洛陽大規模的譯經活動，二是官方記錄的帝王或貴族階層的崇佛活動，三是零散出土的實物證據。這些實物證據雖然出土地區、造型上較為相似，但缺乏明確的出土背景，它們與佛教間究竟存在何種關系還不清楚。多年前巫鴻曾在文章中提出這些證據似乎都與佛教活動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因此，它們並不能真正證明佛教的存在。因為經書、官方記錄、實物材料三者之間無法相互補充，相互印證，這是三類分散的證據。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不重疊的證據說明中國以一種不連貫的、零散的方式了解佛教，由於對佛教認識不夠全面，所以把佛像作為裝飾整合到中國本土化的宗教物品上。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佛教遠距離傳播有關。Greene認為成任墓地金銅佛像的出土，讓三類證據有了重合的地方，那就是對佛教的崇拜。很顯然單體的金銅像在中原地區較早的墓葬中出現，表明它不再是人們對圖像的熱愛，更像是對其崇拜。這表明中國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造像。之前如果認為現有的證據無法證明東漢佛教的重要性，但現在出土有實物證據，再加上官方記錄的帝王的造像活動。所以東漢時期存在佛像崇拜甚至還將其運用在儀式。最後Greene講到這兩尊佛像的出現讓人很興奮，但也不必驚訝。畢竟《後漢書》中也有公元四至五世紀有關人們造像活動和佛教崇拜的記錄，所以在成任東漢墓地出土金銅佛像也不足為奇。
耶魯大學助理教授Eric Greene
金玟求（Minku Kim）教授對第一場的發言進行了補充，他從佛像的造型入手對佛像的時間再次進行了分析。他關註的是佛衣整體的衣褶。特別是左手手持袈裟的姿勢。以迦膩色伽一世（Kasniska Ⅰ）金幣上的佛像為例，他認為貴霜時期左臂至佛衣底端佛衣呈波浪狀衣褶並不多見。然後他又以sahri Bahol 土丘和馬爾丹（Mardan）發現的佛像為例，通過比對佛像的衣褶判定它們應該比成任墓地的金銅佛像要晚。他認為衣褶起伏是非常常見的，為此列舉了印度大陸薩爾那特（Sarnath）公元130年以及阿瑪拉瓦提（Amaravati）公元三世紀、秣菟羅公元四世紀的佛像。他認為這些佛像要比成任墓地出土的早一些。所以他最後講到如果成任墓地的佛像如果受到印度風格的影響，應該在貴霜王朝之後。
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金玟求（Minku Kim）（下）
上述學者的匯報結束後，進入問答環節。最後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進行了簡短的總結，感謝李旻教授和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促成該次研討會的順利舉辦，讓大家有機會看到陜西省文物研究院的最新考古發現。感謝Robert E. Buswell教授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佛教研究中心加入並贊助該次活動。同時又感謝線上觀眾和與會學者，特別是來自中國西安的考古學者，在疫情好轉，城市剛剛解封的情況下，連續早起為大家分享最新的考古發現，使大家獲益匪淺。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亮亮